此诗描写春夜山中赏月的乐趣，诗人描绘了一幅清幽淡远的春山夜月图，流露出一种悠然自得、纵情山水的畅快心情。开篇两句交代了全篇诗情产生的由头，写出了“多胜事”是“赏玩忘归”之因。接下来的六句是对“胜事”与“赏玩忘归”的具体描述。全诗风格清淡闲雅，描摹物态历历如绘，极富神韵，尤其是颔联两句，物我交融，神完气足，意境鲜明，妙趣横生，历来脍炙人口。
诗的开头二句点出：春天的山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自己游春只顾迷恋玩赏，天黑了，竟然忘了归去。这两句，提纲挈领，统率全篇。以下六句，具体展开对“胜事”与“赏玩忘归”的描述。一、二句之间，有因果关系，“多胜事”是“赏玩忘归”的原因。而“胜事”又是全诗发脉的地方。从通篇着眼，如果不能在接着展开的三、四句中将“胜事”写得使人心向往之，那么，其余写“赏玩忘归”的笔墨，势将成为架空之论。
在这吃紧处，诗人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写道：“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此处描写堪称恰到好处：
第一，从结构上来看，“掬水”句承第二句的“夜”，“弄花”句承首句的“春”，笔笔紧扣，自然圆到。一、二句波纹初起，至这两句形成高潮，以下写赏玩忘归的五、六两句便是从这里荡开去的波纹。
第二，这两句写山中胜事，物我交融，神完气足，人情物态，两面俱到。既见出水清夜静与月白花香，又从“掬水”“弄花”的动作中显出诗人的童心不灭与逸兴悠长。所写“胜事”虽然只有两件，却足以以少胜多，以一当十。
第三，“掬水”句写泉水清澄明澈照见月影，将明月与泉水合而为一；“弄花”句写山花馥郁之气溢满衣衫，将花香衣香浑为一体。艺术形象虚实结合，字句安排上下对举，使人倍觉意境鲜明，妙趣横生。第四，精于炼字。“掬”字，“弄”字，既写景又写人，既写照又传神，确是神来之笔。
诗人完全沉醉在山中月下的美景之中了。唯兴所适，根本不去计算路程的远近。而当要离开时，对眼前的一花一草不能不怀依依惜别的深情。这就是诗人在写出“胜事”的基础上，接着铺写的“兴来水远近，欲去惜芳菲”二句的诗意。这两句写赏玩忘归，“欲去”二字又为折入末两句南望楼台埋下伏笔。
正当诗人在欲去未去之际，夜风送来了钟声。他翘首南望，只见远方的楼台隐现在一处青翠山色的深处。末两句从近处转向远方，以声音引出画面。展示的虽是远景，但仍然将春山月下特有的情景，用爱怜的笔触轮廓分明地勾勒了出来，并与一、二、三句点题的“春山”、“夜”、“月”正好遥相呼应。
三、四两句是全诗精神所在的地方。这两句在篇中，如石韫玉，似水怀珠，照亮四围。全诗既精雕细琢，又出语天成，自具艺术特色。
“高阁横秀气，清幽并在君”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亭阁高耸充溢着清秀之气、崔八丈可欣赏清幽之景的景致。诗人一语双关：说水亭清新，言水亭幽静，二者兼而有之。前句写“高阁”高耸开阔，充溢着山川之秀气。后句写诗人凭着水亭览望崔八丈而觉得“君”清幽，侧重表达出水亭的清新与幽静。
“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承接水亭的秀气与清幽，紧扣上文，写诗人在敬亭山的所见：运用比喻修辞手法，描绘出一幅宛溪水从屋檐边飞过、敬亭山的云朵从窗前飞落的景观。诗人从亭中望水飞落，恰似从屋檐边飞过。云从窗而落，侧重体现出水亭的高耸开阔、秀丽清幽。
“猿啸风中断，渔歌月里闻”写诗人在敬亭山的所闻：从敬亭山中转出猿啸，从宛溪水中转出渔歌。山水中有此清音，猿啸声因风变得断断续续，渔歌泛月遥闻。诗人在歌咏了清静幽雅的自然景物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以“风”、“月”之清幽，助“猿”、“渔”之逸响，勾画出一副凄凉冷清的景色。
“闲随白鸥去，沙上自为群”描绘出一幅闲逸之时随白鸥而去、沙岸上与鸟为群的景致，诗人通过写宛溪边沙滩上白鸥的悠闲神态，抒发追求自由、闲适的情怀。“闲”、“白鸥”、“自为群”，点染出诗人追求与无机心的“白鸥”为群。一个“闲”字，传达出诗人心灵的解脱自在。
全诗四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写崔八丈水亭幽美的风景：檐飞溪水，窗落暮云，风送猿啼，渔舟唱晚，有声有色，读之如临画境。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结构严紧，用字精当，写诗人游崔八丈水亭所见所闻的感受，以“风”、“月”之清幽，助“猿”、“渔”之逸响，歌咏了清静幽雅的自然景物。以“猿啸”、“渔歌”、“风”、“月”喧染氛围，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从而流露出诗人内心处怀归忧国的感伤情怀。以“闲”、“白鸥”、“自为群”，点染出诗人与无机心的“白鸥”为群，意在洗尽凡心，侧面表露出诗人摆脱了有无得失的滞累、宠辱名利的羁束后的闲适心情。
《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对庄姜之美的精彩刻画，永恒地定格了中国古典美人的曼妙姿容，历来备受推崇。
《卫风·硕人》通篇用了铺陈手法，不厌其烦地吟唱了有关“硕人”的方方面面，如第一章主要说她的出身——她的三亲六戚，父兄夫婿，皆是当时各诸侯国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她是一位门第高华的贵夫人。第三、四章主要写婚礼的隆重和盛大，特别是第四章，七句之中，竟连续六句用了叠字。那洋洋洒洒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北流入海；那撒网入水的哗哗声，那鱼尾击水的唰唰声，以及河岸绵绵密密、茂茂盛盛的芦苇荻草，这些壮美鲜丽的自然景象，都意在引出“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那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陪嫁队伍，那些男傧女侣，他们像庄姜本人一样，皆清一色地修长俊美。上述所有这一切，从华贵的身世到隆重的仪仗，从人事场面到自然景观，无不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衬托着庄姜的天生丽质。而直接描写她的美貌者，除开头“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的扫描外，主要是在第二章。这里也用了铺叙手法，以七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犹如电影的特写镜头，犹如纤微毕至的工笔画，细致地刻画了她艳丽绝伦的肖像——柔软的纤手，鲜洁的肤色，修美的脖颈，匀整洁白的牙齿，直到丰满的额角和修宛的眉毛，真是毫发无缺憾的人间尤物。但这些工细的描绘，其艺术效果，都不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字。
此诗开启了后世博喻写美人的先河，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和青睐。孙联奎《诗品臆说》拈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语，并揭示出其所以写得好的奥窍。在他看来，“手如柔荑”等等的比拟譬况，诗人尽管使出了混身解数，却只是刻画出美人之“形”，而“巧笑”“美目”寥寥八字，却传达出美人之“神”。还可以补充说，“手如柔荑”等句是静态，“巧笑”二句则是动态。在审美艺术鉴赏中，“神”高于“形”，“动”优于“静”。形的描写、静态的描写当然也必不可少，它们是神之美、动态之美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那么其搔首弄姿也许会成为令人生厌的东施效颦。但更重要的毕竟还是富有生命力的神之美、动态之美。形美悦人目，神美动人心。一味静止地写形很可能流为刻板、呆板、死板，犹如纸花，了无生气，动态地写神则可以使人物鲜活起来，气韵生动，性灵毕现，似乎从纸面上走出来，走进读者的心灵，摇动读者的心旌。在生活中，一位体态、五官都无可挑剔的丽人固然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那似乎漫不经心的嫣然一笑、含情一瞥却更能使人久久难忘。假如是一位多情的年青人，这一笑一盼甚至会进入他的梦乡，惹起他纯真无邪的爱的幻梦。在此诗中，“巧笑”“美目”二句确是“一篇之警策”，“倩”“盼”二字尤富表现力。古人释“倩”为“好口辅”，释“盼”为“动目也”。“口辅”指嘴角两边，“动目”指眼珠的流转。可以想象那楚楚动人的笑靥和顾盼生辉的秋波，是怎样的千娇百媚，令人销魂摄魄。几千年过去了，诗中所炫夸的高贵门第已成为既陈刍狗，“柔荑”“凝脂”等比喻也不再动人，“活活”“濊濊”等形容词更不复运用，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却仍然亮丽生动，光景常新，仍然能够激活人们美的联想和想像。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原是六朝画家所总结出的创作经验，它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创造活动。此“阿堵”即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现人物莫过于表现眼睛。不过“眼睛”应作宽泛的理解，它可以泛指一切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性精神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此诗中倩丽的“巧笑”。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也是以“永恒的微笑”获得永恒的魅力。总之，任何艺术创作都要善于捕捉与表现关键所在。一个“关键”胜过一打非“关键”。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