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仅诗的第一句就塑造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

　　次句承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后，当上了太乐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中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指拖长声音大声吟唱诗歌，如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

　　诗中写到景物，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明”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与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两字，不过说明其既非庾信《小园赋》所说的“三竿两竿之竹”，也非柳宗元《青水驿丛竹》诗所说的“檐下疏篁十二茎”，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涂饰。

　　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

　　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奏舒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与啸声，更没有花任何笔墨写出其音调与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妙谛自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遗貌取神，而其神是包孕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泯合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至味、从平淡中见高韵。它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它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合之际，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进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说“俯拾即是”，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一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著手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信笔所之。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与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一致；诗中抒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与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那一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更从全诗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夜幽林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托出静境。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是有匠心运用其间的。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写居延关外长满白草的广阔原野上燃起了熊熊猎火，吐蕃正在这里进行打猎活动，这是紧张局势的一个信号。写打猎声势之盛，正是渲染边关剑拔弩张之势。这两句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高适《燕歌行》“单于猎火照狼山”之句，古诗中常常以“猎火”来暗指战火。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野平原好射雕”，进一步描写吐蕃的猎手们在暮云低垂，空旷无边的沙漠上驱马驰骋，在秋天草枯，动物没有遮蔽之处的平原上射猎。这一联象两幅生动传神、极具典型意义的塞上风俗画，写出吐蕃健儿那种盘马弯弓、勇猛强悍的样子，粗豪雄放；也暗示边情的紧急，为诗的下半部分作了铺垫。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这两句，对仗精工，很有气势。“护羌校尉”和“破虏将军”都是汉代武官名，这里借指唐军将士。登障堡，渡辽河，都不是实指，而是泛写，前者着重说防御，后者主要讲出击，一个“朝”字和一个“夜”字，突出军情的紧迫，进军的神速，表现了唐军昂扬奋发的士气，雷厉风行的作风。此联对军事行动本身没有作具体的描写，而只是选取具有曲型意义的事物，作概括而又形象的叙说，就把唐军紧张调动，英勇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写出来了，收到了词约义丰的艺术效果。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汉家”借指唐朝，“霍嫖姚”即汉代曾作过嫖姚校尉的霍去病，借谓崔希逸。这两句是说，朝廷将把镶玉柄的剑，以角装饰的弓和戴着珠勒口的骏马，赐给得胜的边帅崔希逸。在诗尾才点出赏功慰军的题旨，收结颇为得体。

　　前四句写边境纷扰、战火将起的形势，刻画形象，有声有色，是实写；后四句便采用虚写，写唐军针对这种紧张形势而进行军事部署。此诗写得很有特色，它反映当前的战斗情况，用两相对比的写法，先写吐蕃的强悍，气势咄咄逼人，造成心理上的紧张；再写唐军雍容镇静，应付裕如，有攻有守，以一种压倒对方的凌厉气势夺取最后的胜利。越是渲染对方气焰之盛，越能衬托唐军的英勇和胜利的来之不易，最后写劳军，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只须轻轻点染，诗旨全出。

　　此诗运用了对比的写法，前四句写敌人的勇悍和嚣张气焰，意在反衬出大唐守边将士不畏强敌，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精神。借用“护羌校尉刀、“破辽将军”、“霍嫖姚”典故比喻将能卒勇，比直接描写更能启发读者，更有余味之感。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此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的主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说的就这样的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党。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的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苏轼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

　　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得到皇帝宠爱的宫女的得意和欢乐情状。“花枝”喻写灿烂的春光，“凤管”喻指欢乐的歌舞。这两句叙事的角度为班婕妤自己。首句写出班婕妤所见：又一个美人出现在建章宫里。这在她心里，自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次句写班婕妤所闻：赵飞燕所居的昭阳宫里，彻夜凤箫之声不歇。两句都是客观地平平叙出，实际上融入了班婕妤无尽的失意和孤独，新人的蒙宠和她的被弃损也在暗中作了强烈的对比。

　　后两句是模拟班婕妤的口气对皇帝宠爱宫女的质问。“双娥几许长”意即打扮得如何美丽？这是对“承恩者”乔装巧扮的讽刺。这两句问得很冷峻，同时又可以看出，所谓婕妤之“怨”并不在夺宠的宫女身上，而在喜新厌旧的汉成帝。在结构上不但突出异军，而且挖掘主题深意，见出诗人见识的高超。倘若班婕妤只是怨君王不来陪伴，或只是怨赵飞燕妖冶惑主，则仅为女人的拈酸吃醋，境界就要大相径庭了。

　　诗人借抒发失宠宫女的怨愤来抒发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是“言近旨远”之作。

　　从汉献帝建安到魏文帝黄初年间?196-226?，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一批身经乱离，目击苦难而又肯正视现实的诗人，不但把社会真象摄入笔底，而且注入自己的真切感情。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除了那些反映战乱和人民苦难的篇什外，就是抒发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的篇章。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曹操的《龟虽寿》和曹植的《白马篇》。如果说《龟虽寿》是一位"幽燕老将"的"壮士之歌"的话，那么《白马篇》则是一位英雄少年的"理想之歌"。诗中塑造了一位武艺精绝、忠心报国的白马英雄的形象。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生于乱世，自幼即随父四方征战，"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以来，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而献身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时代的这种召唤，加上为国家统一而南征北战的曹操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的熏陶，培养了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理想，铸成了他心中的既有爱国之德又有爱国之才的英雄形象。金代作家元好问说过，真实的诗篇应该是诗人的"心画心声"。可以说，《白马篇》就是曹植的"心画心声"，寄托了诗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

　　全诗共28句，我们不妨把它分为四层来理解。

　　开篇两句是第一层。"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白色的战马，饰着金黄的笼头，直向西北飞驰而去。首句不写人而人却在其中。这里用的是借代和烘托的手法，以马指代人，以马的雄骏烘托人的英武。白马，在古人眼里，除具有能战善战，堪负重任的品格外，还象征着坚定、忠诚、奉献、牺牲。"生乎乱，长乎军"的曹植，"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以白马来指代他理想中的少年英雄，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连翩西北驰"，显示了军情的紧急，创造出浓郁的战争气氛。

　　"借问谁家子"以下12句，是第二层。如上所述，诗一开头即写军情紧急，可是接下来却以"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的问答宕开，缓笔插入对这位白马英雄的描述，造成诗篇节奏上的一张一弛。幽并，指幽州和并州，是燕、赵故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诗中写这位白马英雄是"幽并游侠儿"，以见其根基不浅。古人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这位"少小去乡邑"的白马英雄却能久经征战而扬名边塞。何以如此？接着诗人便以饱蘸热忱的笔触描述英雄的精绝武艺：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宿昔秉良弓"，是说他早早晚晚弓箭不离手；"楛矢何参差"，是形容他射出去的箭络绎不绝，纷纷疾驰。这两句是写他长期坚持不懈地苦练骑射技术的情景，说明他精深的武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下边接着即写他过硬的骑射技术：左右开弓，仰射俯射，或动或静，箭无虚发。敏捷胜过猿猴，勇猛好像虎豹和蛟龙。诗人以高度凝练的笔墨、铺陈描写的手法，生动形象而又集中概括地交待了这位英雄的不凡的来历和出众的本领。这就不仅回答了这位白马英雄是何等人物，他何以能"扬声沙漠垂"，而且为下边写他英雄事迹作了坚实的铺垫。"边城多紧急"以下6句，是第三层。从结构上讲，这里是紧承开头"连翩西北驰"的，这既是"西北驰"的原因，也是"西北驰"的继续。从内容上讲，这是把人物放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来塑造。"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边塞城邑多次报警告急，敌军骑兵频繁犯边。插着羽毛的紧急文告从北方传来，白马英雄立即催马登上防御工事。只用了4句20字，便写出了英雄急国家所急的侠肝义胆。在边塞紧急的关头，国家一声令下，他毫不犹豫,立即奔赴前线。"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两句,是正面描写人物的英勇。"蹈"、"凌"二字有力地表现了他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从结构上讲，这两句是承前启后的过渡句，既是前段描写的自然归结，又是诱发下文议论的引言。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是最后一层。意思是说，投身于刀锋剑刃的战场，岂能不置生死于度外？哪里还顾得上父母妻儿之情？既然编入壮士的名册，参加到军队的行列，心中就不能有什么私念，就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视死如归?这既是诗篇中主人翁的独白，又是诗人对英雄崇高精神世界的揭示和礼赞。就一般叙事诗来说，把诗中主人翁的本末事迹表达清楚也就够了，用不着再加议论。就本诗而言，这段议论是必不可少的。诵读全诗，我们不难感受到，在层层的铺陈描述中，诗人心中的激情步步上升，到最后已是汹涌澎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得不一吐为快。这是诗人心声的自然流露。也正因如此，我们读来不只没有空泛之感，反觉句句真切，震撼心灵。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过："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这说明他是很看重民歌的。《白马篇》就不离"街谈巷说"、"击辕之歌"的质朴，而又文彩斐然，从而形成了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清人方东树评论曹植的这篇诗说："此诗奇警"，又说此篇"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所论极是。此诗不仅节奏张弛有致，篇章波澜起伏，令人奇警，语言也具有奇警的特色。例如，"木苦矢何参差"的"参差"，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词，本意是长短不齐。可是用在这里就平中见奇，普字生辉了，用来形容射出去的箭纷纷疾驰，络绎不绝，是再形象不过了，怕是难以找到比它更贴切的了。所谓"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是指篇末所颂扬的英雄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与屈原《国殇》篇末所歌颂的卫国英雄的"子魂魄兮为鬼雄"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爱国英雄的慷慨礼赞。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过："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意思是说，诗歌以感情为根本，以语言为苗叶，以声音为花朵，以思想为果实。曹植在其笔下的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满腔激情，又能从前人优秀的作品和民歌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因此才创造出"白马英雄"这个历久不衰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