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誓》一诗,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在诗中,作者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
关于《惜誓》的意思,王逸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背之也。”认为是贾谊代屈原抒情和叙事。此篇和《吊屈原赋》一样,揭露了世俗之幽昏,黑白之颠倒,强调神德之人,应当远浊世而自藏,不要受制于小人,徒伤身而无功。
《惜誓》一诗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以生命为中心、神游太空、神游昆仑、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全篇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是一脉相承的。
这首词写羁旅在外,路过旧日与亲友分别的地方,而引起的惆怅之情。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抒情,然而又都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先看首句,“又到绿杨曾折处”,诗人不直陈痛楚,而将其深隐于“绿杨”依依之中,这种隐忍使情意又深了一层。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曾”,完成了时空上的移位与重叠。故地重游,绿杨依旧,一如当初折柳相望、依依不舍之时(因“柳”与“留”谐音,古人在送别时有折柳相送的习俗)——谁料如今物是人非,竟只剩下自己孤独漫游。昨天——今天,两个既同又异,亦幻亦真的片断,彼此交叠,诗句便多了一层深婉迷离的意趣。这种不经意(这种不经意的写法必定经过诗人精妙的提炼才不露斧痕)营造的时空上的错乱,近乎幻觉,也接近了思念的极致。试想一下,若不是最深沉最痛切的思念又怎么令人如此恍惚、迷惘。
承接首句,“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看似平铺而下,其实布局精巧。“不语”承接首句的惝恍迷离的状态,而“垂鞭”已将诗人的思绪引回到现实之中。“垂鞭”意指诗人心绪沉重,纵马缓行。马足所及,又轻轻勾连“踏遍”一句。从时间上看,这两句完成了从“昨”到“今”的交接,回忆转瞬即逝,只剩下冰冷的现实、意念成灰的自己;而从空间上看,这两句将思绪由“折柳处”引向了“衰草连天”更为广褒的空间。于是诗人在现实中痛感自己的孤单无依,也不得不面对无边无际的“清秋”“衰草”,无力地抵挡着秋意凄凉的侵蚀。意犹未尽,“雁声”又将秋意带到“萧关”更遥远的地域;一个“远”字,令愁情绵延不尽。 下片的“天涯”收结了上文,也极言“行役”之遥远之漫长。分明苦不堪言,偏偏还说“不恨”,翻出新意,更为后文“只恨西风”伏笔——原来还有可恨之事甚于“天涯行役”之苦。
“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出语新巧、奇警,含意蕴藉、深长。“吹梦”之说不是首创,较早见于南朝民歌《西洲曲》:“南风吹我意,吹梦到西洲”。但两者各尽其妙,并不雷同。风吹梦,本来给人以无限迷朦、无尽怅惘的意味,由典故中的熏暖的“南风”变为可恨的“西风”,却陡增了几分凌厉、残酷的意味。如果说南风是传递爱情的浪漫信使,为何西风却要一下子将美梦吹散吹灭?只因诗人所要抒发是天涯羁旅、人各一方的怨恨,而不是《西洲曲》中少年春心萌动、欲诉相思的闲愁。把梦吹成了“今古”应属诗人首创,妙就妙在:它在前面对空间极力拓宽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对时间的无限延伸——于是,诗歌的时空结构便变得更加辽阔、苍茫了。
最后以“明日客程”收结,一片“雨”色里,全诗笼罩在朦胧凄冷的情调之中。总而言之,在这首短小的词里,诗人着意拓展了诗歌的时空,遂令天之悠悠、地之茫茫,无时不怀想,无处不相思,写出了思念之极致。这份穿越时空的思念,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