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晋《芦川词跋》说：“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这首送别词，首先触景生情，后又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结构严谨，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悲愤之情与送别之意，在写作上自有特色，为其佳作之一。
大凡送别之作，多托离怀以抒情，写景以寄情，这首词也是如此。词的开头四句，描写送别时的春江景色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凄苦感情。“芳洲”二句是说，一场夜雨过后，碧空如洗，长满苹芷的小洲上，淡淡的晨雾在翠绿的芳草上面轻轻浮动飘动，给人一种朦胧之感。在这里，作者不仅描绘出送别时展现在眼前的春光晨色，又点出了送别的时间，还化用白居易“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意，暗示这生机盎然，给人带来活力，带来暖意的芳草，却挑起了作者无限惜别之意。“暖翠”二字尤其精妙，它从感觉方面把夜雨过后春江两岸的景色诗情画意地描写出来了。而“烟光如洗”二句，承上启下，进一步描写出江边晨景。其中前一句写“烟”，着一“洗”字，现出天空无限净洁的境界，写足了“宿雨收晴”之意；后一句写花，写一场春雨过后，鲜花盛开，时而轻盈的花瓣随风翩翩起舞，在作者看来，轻盈的花瓣犹如那点点泪珠，洒落地上。“点泪”二字用拟人手法，寓王观之情于客观，融惜别之情于春景，不仅烘托出送别的凄清气氛，也为下面的抒情做好了铺垫。“清镜”二句，紧承“飞花点泪”，即景抒情，转入到对年华虚度、功业无成的忧伤心情的抒写。“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和屈原一样，作者有感于日月如梭，时不待我，明镜新添白发，容颜日渐衰老，然而抗金报国的宏愿却无法实现，内心充满忧伤。一个“空”字，就把作者壮志难酬、老而无成的悲愤之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词人本是把恢复中原故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的，但“天意从来高难问”（《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皇帝高高在上，出尔反尔，其意图令人难以捉摸。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重用主和派，排斥抗金志士，这样就是词人的宏愿无法实现，致使词人感到老而无成。“新恨”句化用锦城官妓灼灼寄泪的典故，说明近来生活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孤独，甚至连一把同情眼泪也无人相送行，使人“新恨”无穷，倾吐了自己世无知己的悲哀。“溪涨”二句又缘情布景，进一步写雨后江天景色。“溪涨岸痕”写春水之猛，“浪吞沙尾”，写波浪之高。一“涨”一“吞”，不仅生动地再现了雨后春江波涛汹涌的情景，同时又借物抒怀，暗寓了自己高涨的自伤与伤别的心情。在这里，情与景合而为一，水乳交融，已经达到了浑然难辨的境界。
过片再次借景抒情。“老去情怀”二句，暗示了送别的地点——江楼，以回应开头，同时又形象地刻画出词人内心无限的悲苦。一个“易醉”，一个“慵遍倚”，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难以言说又无处言说的辛酸！“双凫人惯风流”二句，词人以高度的热情赞美了友人胸怀“功名万里”的报国壮志，同时也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友人身上。这位友人或许被召入朝，词人为其送，故化用王桥的典故，称颂他一贯风流倜傥，素有报国立功之志。在这里，慰藉之情与送别之意是融为一体的。最后四句写送别。“梦想浓妆碧云边，目断孤帆夕阳里。”词人在此展开了丰富而奇妙的联想。他告诉友人，此别之后，此日送别的场面将会在他的梦中重现，他设想那时，自己将在碧云深处与浓妆丽人相伴，过清闲的隐居生活，而友人却被应召入朝，自己依依难舍，因而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伫立江边，凝望着友人的“孤帆”渐渐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久久不忍离去。这两句词，巧妙地化用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而又有所创新，作者再次缘情布景，托物抒怀，通过对梦境的描写，进一步写自己惜别之情，寄实于虚，虚实相映，更加真切地表达了词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煞拍“何时送客，更临春水”，由当日送别想到来日送别，又由来日送别看见来日相逢，这种深一层的写法，更加含蓄委婉地写出词人无比悲痛的惜别之情。这种写法，确实“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江顺诒《词学集成·法》）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
这首词是朱彝尊咏物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它题咏的是雁，说 得具体一点则是秋雁。全词字面，均扣住“雁”字来写：既有对群雁憩息时的静态描述，如“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又有对雁 阵飞行时的动态勾勒，如“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既有形象的外观描写，如“渐欹斜、无力低飘”，也有逼真的心理刻画，如“惯 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既有一般的白描手法，如“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还有曲折的典故运用，如“紫塞门孤，金河月冷” ……从而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一幅大雁南飞的画图。而时当金秋，却是满眼的北风、冷月，孤门、败荷，疏雨，暮色，成群的大雁排 成不同的队形，在略作休息之后又疲倦地向南飞去，这里面充满着 苍凉悲凄的气氛。
然而，咏雁只是这首词的表层现象，作者的用意显然在于以雁 喻人，通过咏雁来表现自己的身世之悲。如同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云云所反映的 那样，他由于抗清失败，生 计艰难，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飘零四海，客游幕府，先后到过山西、山东、北京等 地。这种漫长的羁旅生 涯，加上时时要担心清廷 的追捕，不能不使他既感 到厌倦，又感到惊恐，梦想着能够回到自己江南的家 乡，过上安定的日子。正 因为如此，所以他看到秋 天南飞的大雁，心中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忍不住发出了“也只恋、江南住”的 慨叹；而大雁尚能南飞，人 却不能自主，有家难归，有 “恨”也不知道向谁倾诉 ! 难怪乎这样一首秋雁词会充满着如此悲凉的气氛。
更有可说者。朱彝尊的身世之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清改朝换代。因此，这首词在叙述秋雁南飞的背景时，也特地点出了是 “北风吹度”。这里的“北风”，以及下文的“紫塞”、“金河”，事实上都象征着来自北方的满清贵族势力。而与此相反，下面“也只恋、 江南住”的“江南”，则自然象征着明朝故国。词的结拍“写不了相思”云云，脱胎于南宋词人张炎的《解连环·孤雁》：“写不成书，只寄 得相思一点。”然而如今故国久已灭亡，连“相思”也“写不了”了，其感情显然更为沉痛。如果说这首词有更深层的寓意的话，那么就 在这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说此词“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所谓“忠厚”，恐怕也就是由个人 进而想到家国吧。
纵观全词，它的主题思路由雁及人，又由人而推及故国沦亡的 背景，从而形成了一个近远浅深逐层递进的多层面体。这即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又使作品产生出强烈的立体感，增加了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只是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需要细心辨析它写的究竟是景耶情耶，抑或人耶物耶……
王安石在晚年罢相隐居之后，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政治题材减少了，写湖光山色的小诗多了，壮年时代的豪放雄奇的风格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清空精绝、雅丽低回。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则更为成熟了，有一唱三叹之感。
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地，白天过去，夕阳下山，山中十分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看似脱去世故，其还是人退而心不退，故作此诗，以表达心中的不平。 在诗人王安石的笔下，一切都是鲜活的，都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涧”是鲜活的，在山间竹林里回环往复，奔腾跳跃，唱着歌，带着笑流向远方；“竹”也是鲜活的，仿佛在你的思维深处亭亭玉立，舞动腰身，款款弄姿，将那婀娜的影子倒影于流水之中；再看那“花草”，正在舞弄柔情。
然而，在诗人的笔下，一切又都那么幽深静寂，“涧”是幽静的，“竹”是幽静的，“花草”也是幽静的，无声无息，自生自长，随心所欲，享受春天，自我陶醉。人，“茅檐相对坐终日”，整天整日一声不响地在屋檐下对着大山静静的坐着，幽闲、寂寞至极。末句是改用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安石翻过一层，变成“一鸟不鸣山更幽”。对这样的改写，前人多有讥刺，认为一鸟不鸣，山自然更幽，用不着多说，所以王安石这么一改，是点金成铁。王安石的诗与王籍的诗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修辞手法。王籍是用反衬。山中鸟雀齐鸣，声音扑耳，是因为山里已没有人，成了鸟的世界，鸟才会如此啼鸣，就像欧阳修《醉翁亭记》所说，是“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群鸟乐也”。这样写，寓静于闹，更富有情理韵味，经常被诗家所采用，如杜甫《题张氏隐居》：“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就是用此手法。王安石的诗是直写，从正面渲染静态，显得平淡自然，直截明快。从诗歌的底蕴来说，王籍的诗更耐读一些。
王安石善于融合前人诗句入诗，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这首诗从这一点上来说，改得似乎太不高明，与他的学养不称。从这一反常来考虑，古人常以鼠雀喻谗佞的人攻击别人，王安石推行新法，受到很多人反对，在诗中也许即以“一鸟不鸣”表示自己退居后再也听不到这些攻讦声因此而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