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两句写诗人的“饶睡”，不只是由于春夜的短暂。三四两句进一步写“饶睡”的程度，直到黄昏还依稀未醒。五六两句才写出诗人昼眠不醒的缘由；梦中所见，其实正是现实的反映。结尾两句则是诗人醒来之后的愁思和愿望。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此诗用比兴手法较多，末以议论作结，写得气势苍莽，在杜律中别开生面。
“二月饶睡”四句，解释昼寝入梦的缘由。冬至以后，白昼渐长，黑夜日短，二月桃花盛开，蜂蝶成群，暖意融融，催人昏昏欲睡。除此之外，前四句诗还说明一个问题，即诗人神志倦怠。造成这种倦怠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操心焦虑，积劳成疾。杜甫平生忧念家国，身值乱离，忧思更深。诗人不说自己如何关怀时事，积劳成疾，反说自己如宰予一样碌碌无为，白日深睡，还推说“桃花气暖眼自醉”。但“不独”二字，却深婉曲折地透露了诗人忧劳积思的心态。这样，“不独”二字，就为下面记梦暗中留下伏笔。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以梦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思。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成梦，可见思情之深。这两句所写梦景，荒凉萧瑟，与前四句所写春景看似不太协调，却真实地将诗人晚年心境刻画出来。一合上眼，诗人仿佛回到故园，自安史乱军掠夺烧杀后，那里已是荒凉冷落，加之回纥、吐蕃屡次侵犯，战火烧残了村庄，蒿草丛生，荆棘遍地，墙头门前除去栖鸦野狐，更无人迹。故国君臣前门拒狼，后门遇虎，唐王朝面临着种种困扰。这两句诗，用一“底”、一“边”字，将国家的危难、社会的灾难刻划得淋漓尽致，又一次抒发了诗人乱离伤痛的悲哀。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两句是梦醒后的议论，它紧承梦境写来：中原君臣处在虎狼之中，故国门巷为荆棘所蔽，国事凋零，民不聊生，唐王朝向何处去？诗人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让农民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普天之下没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唐王朝才会恢复“煌煌太宗业”。结尾两句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沉痛中渗透着希望。
全诗前后所写虽有景物气氛的不同，但丽景的描写，是为写心境愁惨服务的，诗人以对美好春光的描写反衬忧国忧民的心情。故贯穿全诗的感情是悲哀沉重的。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二月里总是嗜睡，人也昏昏沉沉；但不独独是因为夜短才使人在大天白日里睡眠。
桃花开了，气候暖和了，满眼春光不由令人心醉了。直到春水边落日下沉仍然在被魂梦相牵。
梦中故乡的门巷已被掩埋在蓬蒿乱草之底，那中原的君臣被困伏在一些豺狼虎豹的身边。
什么时候才能消除战乱，让老百姓安心种田，普天下再没有虎狼之吏横征暴敛，残酷地向老百姓搜刮钱财呢？
注释
饶睡：贪唾。
不独：不仅。
昼分：正午。
眼自醉：形容眼自闭。
春渚：春日的水边，亦指春水。
梦相牵：犹言尚末睡醒。
荆棘：丛生多刺的灌木。
豺虎：指入侵的外族、割据的藩镇、擅权的宦官等。
安得：那得。
务农：从事生产。
横索钱：勒索钱物。
公元766年（大历元年），杜甫流离到夔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组诗《秋兴八首》，抒发了他“孤舟一系故园心”和“每依北斗望京华”的家国之思。这首写于公元767年（大历二年）的《昼梦》诗，很好地表现了杜甫旅居夔州时的心态。
首两句写诗人的“饶睡”，不只是由于春程的短暂。三四两句进一步写“饶睡”的程度，直到黄昏还依稀未醒。五六两句才写出诗人昼眠不醒的缘由；梦中所见，其实正是现实的反映。结尾两句则是诗人醒来之后的别思和愿望。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庄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此诗用比兴手法较庄，末以议论作结，写得气势苍莽，在杜律中别开生面。
“二月饶睡”四句，解释昼寝入梦的缘由。冬至以后，白昼渐长，黑程日短，二月桃花盛开，蜂蝶成群，暖意融融，催人昏昏欲睡。除此之外，前四句诗还说明一个问题，即诗人神志倦怠。造成这种倦怠的原因固然很庄，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操心焦虑，积劳成疾。杜甫平生忧念家国，身值乱离，忧思更庄。诗人不说自己如何关怀时事，积劳成疾，反说自己如宰予一样碌碌无为，白日庄睡，还推说“桃花气暖眼自醉”。但“不独”二字，却庄婉曲折地透露了诗人忧劳积思的心态。这样，“不独”二字，就为下面记梦暗中留下伏笔。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以梦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思。俗云日有所思，程有所梦，白日成梦，可见思情之庄。这两句所写梦景，荒凉萧瑟，与前四句所写春景看似不太协调，却真实地将诗人晚年心境刻画出来。一合上眼，诗人仿佛回到故园，自安史乱军掠夺烧杀后，那里已是荒凉冷落，加之回纥、吐蕃屡次侵犯，战火烧残了村庄，蒿草丛生，荆棘遍地，墙头门前除去栖鸦野狐，更无人迹。故国君臣前门拒狼，后门遇虎，唐王朝面临着种种困扰。这两句诗，用一“底”、一“边”字，将国家的危难、社会的灾难刻划得淋漓尽致，又一次抒发了诗人乱离回痛的悲哀。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两句是梦醒后的议论，它紧承梦境写来：中原君臣处在虎狼之中，故国门巷为荆棘所蔽，国事凋零，民不聊生，唐王朝向何处去？诗人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让农民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普天之下没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唐王朝才会恢复“煌煌太宗业”。结尾两句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沉痛中渗透着希望。
全诗前后所写虽有景物气氛的不同，但丽景的描写，是为写心境别惨服务的，诗人以对美好春光的描写反衬忧国忧民的心情。故贯穿全诗的感情是悲哀沉重的。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庄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
这是《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五篇。它以一天耕作完毕之后，回家的路上和到家之后的活动做为描写对象，来反映“归园田居”后的另一个生活侧面。
全诗可分做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集中地描绘了还家路上的情景。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写出结束了劳动，独自一个人手持扶杖，怀着“怅恨”之情，转回家去。但回家的道路坎坷崎岖，荒芜曲折。从表面看，他辛苦劳作一天，且孤独无伴，只身奔家，难免怅然生恨。就深层涵意说，此诗意在抒写欣然自得之情，那么，此“怅恨”二字，实具反衬下文欢快欣然的作用，若将《归园田居》组诗做一整体阅读，便会发现这里的开端“怅恨”，是紧接上诗凭吊丘垄荒墟，人生终当归于空无的感叹而来。“崎岖历榛曲”渲染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所致道路的荒凉和艰难，透露出时代特定背景的影象。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路上经过清澈见底的山泉，洗洗沾染尘埃的双脚，整天耕作的疲劳，也就随之一洗而光，浑身变得舒坦自在起来。这两句一扫“怅恨”之意，那么轻松自如，正是坦然自适心态的自然流露。托出归隐之志坚持不改之意。“可以濯吾足”一句，出自古《沧浪歌》，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原是借沧浪之水的清浊为比兴，形象地表达时清则仕，时浊则隐的意思。而陶渊明却任凭涧水清澈见底，依旧用来“濯我足”，完美的显示了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委身自然、与自然相得相洽的质性。
最后六句为第二层，全力叙述归家之后的一些活动。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过滤好自家新近酿好的熟酒，去浊存清饮用。并招来农家近邻，同桌共饮，以“只鸡”为肴，真是快慰无比。此二句诗，描画出了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归居田园之后的淳朴农家生活。他依躬耕垄亩维生，勿需醇醪美酒，山珍海味，只要有自酿之熟酒，自饲之家鸡，邀上邻友，共酌共饮，即已足矣。从中亦可见，作者与近邻农户，相处友善，往来密切的景况。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不知不觉间“日入室中暗”，日落西山，室内暗然，于是索兴燃起根根荆草权当明烛。此句看似寒酸却将诗人的潇洒自如，自得其乐表现出来。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欢快之情涌满心头，在“欢”字下着一“来”字，自然传神。黄文焕便又称“‘来’字下得奇”。此情此景，引得诗人竞怨起“夕”时短暂，兴致难尽。那就索性不理时间的早晚，尽情畅饮。“已复至天旭”，直至旭日渐升天已放亮，方肯做罢，以寄其高远之志，抒其胸中超然之情。
此篇在组诗中，取材独特，既非描绘田园风光，亦非陈述劳动状况，而是以傍晚直至天明的一段时间里的活动为题材，相当于今天所谓“八小时以外”的业余生活为内容，来表达他于田园居中欣然自得的生活情境。其视角新颖，另辟一境，与前四首连读，可以见出组诗实乃全面深刻地再现出陶渊明辞官归隐初期的生活情景及其心路历程。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