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纯写闭门寥落之感。整首诗篇好似一幅形象鲜明、艺术精湛的画卷。读者把它慢慢地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灞原上空萧森的秋气：撩人愁思的秋风秋雨直到傍晚才停歇下来，在暮霭沉沉的天际，接连不断的雁群自北向南急急飞过。连番的风雨，雁儿们已经耽误了不少行程，好不容易风停雨歇，得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宿处。这里用一个“频”字，既表明了雁群之多，又使人联想起雁儿们急于投宿的惶急之状。古人每见雁回，易惹乡思。读者继续打开画卷，景象则由寥廓的天际渐渐地转到地面，转到诗中的主人。只见风雨中片片黄叶从树上飘落下来，而寄居在孤寺中的一个旅客正独对孤灯，默默地出神。“落叶他乡树”这句，很值得玩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诗人在他乡看到落叶的情景，不能不有所感触。自己羁留异地，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其心情之酸楚，完全渗透在这句诗的字里行间。“寒灯独夜人”，一个“寒”字，一个“独”字，写尽客中凄凉孤独的况味。不难想象：一灯如豆，伴着一个孤寂的身影。夜已深了，寒意重重，在寒气包围中，灯光更显得黯淡无力，而诗人孤独凄苦的心情也随之更进了一层。“寒”与“独”起着相互映衬的作用：由寒灯而显出夜长难捱，因孤独而更感到寒气逼人。
五、六两句让画卷再向下推移，它不仅显示了更大的空间，更细的景物，而且出神入化，展现了诗人的心境。这时夜阑人静，连秋虫都已停止了歌唱，只有露珠滴落在枯叶上的响声，一滴接着一滴，虽很微弱，却很清晰。这句“空园白露滴”用的是以“动”烘托“静”的手法，比写无声的静更能表现环境的寂静，露滴的声音不但没有划破长夜的寂静，反而更使人感到静得可怕。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寂静的了。下一句“孤壁野僧邻”同样是用烘托的手法。明明要说的是自己孑然一身，孤单无依，却偏说出还有一个邻居，而这个邻居竟是一个绝迹尘世、犹如闲云野鹤的僧人。与这样的野僧为邻，诗人的处境的孤独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进一步写出了诗人的心境：秋夜孤房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正说明他思潮起伏，长夜无眠；而所与为邻的只有一个野僧，表明他正想到自己已经被抛出世外，不知何日才能结束这种生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诗的最后两句也就与前面的描写自然衔接起来，不显得突兀。
最后两句直接说出诗人的感慨：“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诗人为了求取官职来到长安，在灞上（又作“霸上”，长安东）已寄居多时，一直没有找到进身之阶，因而这里率直道出了怀才不遇的苦境和进身希望的渺茫。
这首诗写景，都是眼前所见，不假浮词雕饰；写情，重在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因此，尽管题材并不新鲜，却仍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这首诗首联“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五剧：道路纵横、四通八达的地方，指京城繁华的街道。卢照邻《长安古意》：“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秦控三市。”隐：盛大，形容声音宏大。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东北，汉魏王侯公卿死后多葬于此。古代诗文常以北邙泛指墓地。冢：坟墓。千：言其数量很多。下笔即写“都门”景象。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达官贵人的车轮滚动之声犹如隆隆雷声。北邙山上荒坟满布，一片萧索凄凉。由上句可见家门贵族名声显赫，趾高气扬，洋洋得意。下句写他们的没落衰败，最终不过是家中枯骨，留下一个个冷落的荒坟。在两个场面的对比中，说明好景不长，繁华如梦，得意一时，而今安在？在如实的平平叙写中，隐含着对权势人物的藐视、鄙视和嘲讽。
颔联“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千绕郭来。”写登楼所见自然景色。给都城涂上一抹殷红的夕阳，好像规劝客居异乡的游子珍惜时光，及时去登楼远眺，欣赏黄昏时的短暂美景。登上城楼，放眼望去，只见山光暮色围绕城郭而来。千气迷漫天空，笼罩大地。诗人见景生情，感慨万千。夕阳西下，使诗人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登楼”，吻合王粲《登楼赋》的“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但登楼也不能销忧。夕阳将坠，残千来临，良辰易逝，美景短暂，愁心不展，悲情难消。此联写得舒缓沉稳，而浓情深慨已含蕴其中。
颈联“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只买白杨栽。”突出表现诗人的愁思。诗句说：我太贫寒了，而且流落异乡，无依无靠。我愁苦的事太多了，很想买些白杨栽种，让它在千风中的萧萧声来代替我不断诉说吧。“寒甚”句化用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自己的孤独愁苦超过杜甫诗中的佳人。这是采用“加一倍”写法，使诗意推进一层，使思想感情的表达更有力度。诗中“白杨”，是一个传统意象，源于《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白杨是一种肃杀悲凉景物，它萧萧作响，悲声呜咽，用以引起游子的愁苦情怀和思乡意念。诗人故意要于居处多种白杨，意在强化并强调他的忧思愁情。
尾联“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人诉说个人愁苦后，进而想到自己的家人。于是转笔写到：深千了，全家人都在萧瑟的千风中颤栗。九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但因家境贫困，御寒的衣服还无法准备。《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授衣：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此联勾画出诗人全家所处的困境，抒写他无力养家的辛酸，是生活的真实再现，无限凄楚，感人至深。诗句反映了无数潦倒文人的共同遭遇，使人想到科举时代落拓书生的可怜。它是对不合理现实的揭露，是向“太平盛世”发出的强烈控诉。它既是悲叹之声，又是不平之鸣。
全诗扣住题日，围绕中心，但又无局促拘囿之弊，诗人先写“都门”景象，近观是高车宝马，远眺是北邙荒冢。次写登都门城楼所见，引出“千”，展现出千天的夕阳，千天的山色，笼罩城郭的千光千气。颈联写出自己的愁“思”，无修竹可倚，有白杨可栽。最后由自身想到家人，他们正在千风里瑟缩呻吟，寒苦无衣，将“思”拓展。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全诗在一定的框架中又能直吐胸臆，自然流贯。朴实无华，浑然成章。
此诗景中寓意，景中含情，意蕴丰富，感情真切。首句“五剧车声隐若雷”，既写出了都市繁华，权贵声势，又反衬了诗人的穷愁潦倒，再接以“北邙惟见冢千难”，景象又转为冷落凄凉，符合千日气氛和情调。颔联的夕阳残照，大有人生迟暮、时不待我的惆怅与惶惧。“山色将千”，环绕一片衰飒之气，透露时代氛围。颈联的修竹、白杨，都显出清冷与萧瑟，与诗人的心情相契合。尾联的九月“风声”，阵阵劲吹，令人寒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要发出呼号与诅咒了。何况衣裳毫无着落，尚未剪裁呢。情绪愈演愈烈，悲不自胜。它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