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您住的红楼，隔阻着迷细雨。黄昏后夜色沉沉，笼罩着庭前的高树。把树影照落我的窗前———是您家灯火的光辉。轻风摆弄着枝叶的影子，动摇不定，仿佛像我在西窗下迷离的梦境。梦醒时，人已远隔天涯，只听到一阵阵落花飘酒窗上之声。两句情景交融。残梦落花，追寻已邈，此情此景，亦难为怀了。
青年时代的静安，也总是在追求他的美好的理想，他没有找到政治上正确的出路，他的理想也如梦影般破灭流散了。一缕缕拂不去的哀愁萦在心头，“梦”与“影”都是缥缈的意象，唤起的总是离愁别绪。作于1907年春暮。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这是一首题画诗。此诗体现了诗人的主体意识对画意的延伸。画家将鹘画成突兀之状，可能有一种寓意，或是能传鹘之神的一种最佳审美态势。可是杜甫却笔笔翻转，从鹘不能飞去生情，生发可能完全与画家无干的想象：它既无“绦旋”束缚，为何不高飞去？原来，它是不肯与凡鸟并飞。自“侧脑”句以下，可说是杜甫在“画鹘”了，他将画家传鹘之神的“侧脑看青霄”句，全凭自己的情思和想象发挥：你“长融如刀剑，人寰可超越”，却傲立如此，不肯高飞远举，任“乾坤空峥嵘”，自甘处身于这箫瑟粉墨之间；可是鹘不飞，众鸟却一样纷飞；“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这些诗句里，杜甫将隐藏在内心的某种矛盾之情赋予了眼中之鹘。“顾步独纡郁”，是诗人自身神态与鹘之神态的映衬。
杜甫当时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鹘之欲飞未飞，正是他矛盾心情的写照。《画鹘行》是杜甫“对此融心神”的典范之作，“初惊”、“缅思”是他主体融入的标志，画家笔下之鹘，完全转化为诗人心中意中之鹘了。诗人主体之神与画鹘客体之神的融通，创造了独立于原画的新境界——较之原画更出人意外的境界，对画作的意境给予了大大的引申。
这两首歌颂梅花的高洁与坚贞，描写花时将过的落梅，托意高远，读来给人以新的体验。
第一首首两句歌颂梅花与暴力（雪虐风饕）顽强抗争、不向时势（东君）低头的高洁气质和坚贞节操。“愈凛然” 三字，突出了恶劣环境下梅花的一身傲骨，这种气节，被诗人赞为“花中之最”。三四两句对这一评断作出了有力的实证。梅花的飘零陨落，并非屈服由于外力的逼迫，而是出于坚贞高洁的品性，宁愿零落成泥，也决不趋时附势，向人乞怜。她的“落”，不是无可奈何的凋谢，是宁折不弯的牺牲，这正是最高坚的“花中气节。
第二首把桃李与梅花两相对比，鄙夷于桃李的逢迎得意之态，肯定和赞颂了梅花力挽春回的功绩。除了梅花，还有谁能与“雪虐风饕”相斗，把春天扭转回来。结尾虽是问句，语气却十分肯定：只有落梅才是真正的迎春的光明使者，斗寒的不屈勇士。
咏物诗托物寓兴，大都有作者的寄慨。诗人困居山乡，耻于向当权者乞怜，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凛然气节。诗中的“落梅”既状物情，又发人意，实际是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随时俗的高尚人格的自赞。春风得意，俗不可耐的“桃李”则隐约勾勒了朝中权贵、投降派的可憎丑态。
这两首诗，分别从花和人两面着笔，相辅相成，珠联璧合，是咏花也是言志。在咏赞梅花的同时，诗人持节不改，不肯阿谀权贵，并鄙视当朝新贵的高风亮节也衬托了出来。梅花与诗人两相映衬，相得益彰。诗读来隽永有味，耐人品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