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阮阅《诗话总龟》等书记载：“南唐卢绛病痁，梦白衣美女歌曰：‘玉京人去秋萧索’云云。”从此这首小词蒙上一层迷离恍惚的神秘色彩，被看作“鬼词”。其实，这只是一首倾诉闺情的篇章，它以笔致工巧，深婉动人，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曾在北宋初年广为流传。从词中可知，抒情主人公是一位温柔多情、敏感娴静的女子。
“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在这萧索的秋天，心上的人儿远去京城，庭院画檐下喜鹊飞起，梧桐纷纷飘落。
玉京，本道教所谓天上宫阙，用作京城的代称。在一个秋日的黄昏，她凭栏凝视，沉浸在对远方亲人的怀念之中。起首两句描绘出一幅飒飒秋景，景中有情。前一句点出秋气而“人去”之意，是情与景双双写入之法。“萧索”二字是一篇眼目，后一句就此点染。喜鹊历来是吉祥之鸟，鹊起而不顾，暗示丈夫一去杳无音信，闺中的主人公怅然失望也已隐然可见，细微如梧桐落叶之声清晰可闻，庭院之阒寂，女子怀想之深也可以想见了。“人去”，令人记起往昔未去之时；“萧索”，烘衬出抒情者的悲凉意绪，连带说出便觉情景相生，这正是双入法的妙处，由此开篇，全词都笼罩着瑟瑟寒意了。基调也由此确定。
“攲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这两句是说，倚靠着枕儿默然远想，月儿和梦境都是那么的圆美。
接下来时间由黄昏而入夜。如果说前面两句侧重渲染气氛的话，那么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的动作。中心落在思念二字上。夜不安寐，倚枕无言，用动作表现心理，形象而又委曲。“无言”是静默之状，又含“脉脉此情谁诉”之意。唯其默然远想，才引出下一句的清梦来。不知过了多久，这位辗转反侧的女子渐渐进入梦乡。梦中见到了她久别的亲人。词人把这梦中团聚和中天月圆巧妙的交织在一句之中，“圆”字双关。梦境沐浴着月的清辉，而一轮圆月又在梦的幻影之中，境界惝恍迷离，清幽怡人。梦境与现实，月色与人事两相对照反衬，使主人公的情怀表现得愈婉愈深了。
“背灯唯暗泣，甚处砧声急。”这两句是倒装句，说，不知什么地方响起阵阵捣衣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眼前的冷寂，益发加深了感伤和怅惘，她怎能不柔肠寸断，哀泣不止呢？
“甚处”，说明砧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是一种并不太响，而且时断时续的声音，也符合乍醒来时恍惚莫辨的情态。这种声响竟把人惊醒，可知夜之静谧了。这样看来，句中极醒目的“急”字恐怕侧重于表现人的内心感受，未必是实写砧声。“背灯暗泣”乃梦断神伤之状。“暗”字兼言情、景，思妇心境之黯然具体可感。从上文的“攲枕悄无言”到此刻的“背灯暗泣”，层层叠进，愈转愈悲了。
“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结末两句是说，室内女子黛色如远山的眉头紧攒，室外圆月清辉之下芭蕉也觉瑟瑟寒意。
给那攒蹙的秀眉一个特写镜头，把满怀的思念和哀怨全部凝聚在黛色如远山的眉间了。末句轻轻宕开，以景收束：“芭蕉生暮寒”。凄冷之意有真切，又朦胧，那寒气直沁入人的心里，却又不曾说破。词婉而情切，令人哀感无端，正是所谓已经结情的妙笔。
这首词在结构上，一句景，一句情，间或情景双写。在情与景的相映、相生、相融之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婉曲而深切的袒露出来了。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首联二句，直书事始，即从戴安澜将军率所部入缅甸远征抗日写起。两句是因果关系。国难当头，拄危急需栋梁；骁将受命，慷慨即赴疆场。诗人一落笔便将被挽者的高大形象安置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中，凛然正气，遂尔笼罩全篇。“赋采薇”三字，用远征赴敌的古典，精切不移，于叙事则有雍容不迫之气度，于行文则有渊雅流丽之风致。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颔联二句，机律对仗，突出戴安澜将军所辖之第二○○师的军威。上句言其装备之精良，扣住其师为机械化部队的特点。不过，武器虽然很重要，但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人，故下句紧接着就强调该师将士之勇猛，笔意十分周至，且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见识甚为高卓。古诗词中例多以虎罴、貔貅之类猛兽来赞颂勇武的军队，本篇却说“勇夺虎罴威”，是翻倍写法，比直接用虎罴来形容悍师劲旅，更其生动。此五字神采飞扬，亦是一篇之警策。“机械”、“虎罴”，各为本句自对，也颇工致。
“浴血东瓜机，驱倭棠吉归。”颈联二句，仍然机律骈偶。辞意是进而叙说第二○○师在缅甸的战争历程。“东瓜”、“棠吉”，以域外战地译名入诗，谓之实录，可称“诗史”。当日参加戴安澜将军追悼会者，很多是第二○○师的将士，挽诗中特别提及他们在缅甸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倍显亲切。这样，挽诗也就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尾联二句，收笔回到戴安澜将军本身，哀悼他赍志以殁，缴出挽诗吊唁逝者的主题。一“竟”字写出诗人闻此将星陨落之噩耗后的震惊与痛惜，虚字传神，富有感情色彩。而痛惜之余，思及戴安澜将军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暨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献身的，乃觉得他虽死犹荣，重于泰山，故结句赞其壮志无违——壮志无违则问心无愧，将军的英灵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这里名副其实是卒章显“志”：此“壮志”是戴安澜将军之壮志，又是诗人毛泽东之壮志，更是当日四万万中华儿女之壮志。孔夫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子弹，能够射穿将军的躯体，却不能够毁灭将军的精神。一夫之志尚不可夺，何况四万万众之志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此诗不啻是借歌颂一个戴安澜将军来歌颂整个中华民族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誓与侵略者奋战到底的伟大精神。所吊者国之殇而所彰扬者国之魂，其笔重矣！其旨大矣！
全诗以戴安澜将军率部人缅抗日为题材，以缅南东瓜之战、缅中棠吉之战以及缅北遭遇伏击、不幸牺牲为线索，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献身，长歌当哭，英名永存。
第一首诗开头两句是汝南人民水灾后重建家园的生活写实。汝水“抱城”奔流的势头和火种田中的“烧痕”换新绿的场景，告诉人们：春色被“偷”到人间，人们正在为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努力。三四句把眼前景物与灾情回忆结合起来。“湘妃泪”、“杜宇魂”，借用虞舜二妃泪染斑竹和蜀王杜宇魂化子规的典故，喻指灾区人民家散人亡，拭泪招魂的凄惨情状。诗人眼中见到的修竹影，耳边听到的子规声，唤起他对灾民的深切同情。千万点血泪，一声声杜宇，汝南人民遭受洪灾，无家可归，惨不忍睹的镜头，如同就在诗人眼前。五六句回顾了造成水灾的历史根源：汉代、唐代留下的隐患和祸根。前句指西汉末年翟方进为相，奏废汝南水利工程之一的鸿隙陂，从此“水无归宿”，经常为害。下句指唐宪宗元和年间，吴元济割据蔡州等地，对抗李唐王朝，擅改汝水故道，虽为李愬讨平，却贻祸无穷。这些往事，追想起来，都是令诗人哀伤愤慨的。七八句说城堞倾圮已尽，希望太守重加治理。诗人以陶侃来拟向宗回，祝愿他像陶侃那样，为巩固赵宋王朝而效力。
第二首诗开头两句展开了一幅郊野萧条景象的素描：炊烟袅袅，郊野的孤村，依稀可辨；天色清寒，村舍的痕影，一点也看不见。洪水给汝南人民带来的后果，还未消除。三四句写汝南两个名胜车网湖和壶公祠的傍晚景色。湖边梅花盛开，祠畔明月初上，风景原本很迷人，但前一年的灾情，诗人记忆犹新，前村的景象，宛然在目，他触景伤情，泪溅魂销。这景况和诗人同时之作“风将沉燎萦歌扇，雪带梅香上舞衣”（《次韵裴秀才上太守向公》），风格迥然不同。五六句说汝南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古城。早在春秋时代，它就是蔡、沈等国的封地，颇多“先贤”，人们立庙祭祀以示追怀“恩”泽。七八句则从另一角度指出：历史上蔡州也有秦代李斯（上蔡人，上蔡宋属蔡州）这样的人物，他官至丞相，却终遭杀戮之祸。诗人以提问的口气，把李斯临刑时“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长叹”反说出来（《史记·李斯列传》），意在从他身上引出经验教训。
这组诗表现了汝南的地理历史概况，却各有特点。第一首诗，上半部分写人民重建家园的辛勤劳动和水患带来的严重后果，下半部分指斥汉、唐两朝当国宰相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对太守向宗回寄予了希望。诗人从国家利益着眼，向地方长官提出建议，对人民生活表示关切，是应该受到肯定的。“茫茫”二句写汝水抱城奔流，春色中带有烧痕，诗人主要借助“烧痕”于无人处写出人来。而“偷”字从诗人眼中来发现、辨认，尤为传神。“千点”二句假物寓人，借景抒情，也于无人处写出人来。它既有烘托前两句的作用，也能增强对读者的感染力。“遥怜”二句由汉代的昏庸宰相说到唐代的乱臣贼子，也是句句有人。回顾汝南历史，一正一反，给人不少启示。末句“陶侃梦天门”的祝愿指名道姓，对照明显。而第二首诗，上半部分写水灾之后的情景，下半由蔡州在春秋时代已是封疆之国和恩泽民众的将相祠庙依然受人供奉，表现出这里民风淳朴，并引李斯之事为戒。这对太守向宗回也有讽劝作用。诗人从国家利益着眼，向地方长官提出建议，对人民生活表示关切，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庖烟”二句写诗人通过炊烟遥认孤村，主要借“庖烟”于无人处写出人来。而“认”字从诗人眼中来发现、辨认，尤为传神。“车网”二句假物寓人，“封疆”二句由春秋的封国说到庙食的将相，也是句句有人。回顾汝南历史，一正一反，给人不少启示。末句写李斯“牵黄犬”的“长叹”，指名道姓，对照明显。诗中说，古代的将相之所以到后来仍然受到祭祀，是因为恩及于民，作者劝勉太守之意自在言外。
秦观是小小的教官，向宗回曾多次请他代撰境内受祭祀之神的文章，可见对他是尊重的。在郡守登楼眺望时，他的次韵之作，咏史悯时，发了很多感慨。这首诗能摆脱一般“次韵”诗的窠臼，所以能成为名作。
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