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它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此诗描写了旅途中寒冷凄清的早行景色，抒发了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人在旅途的失意和无奈。整首诗正文虽然没有出现一个“早”字，但是通过霜、茅店、鸡声、人迹、板桥、月这六个意象，把初春山村黎明特有的景色，细腻而又精致地描绘出来。全诗语言明净，结构缜密，情景交融，含蓄有致，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情，是唐诗中的名篇，也是文学史上写羁旅之情的名篇，历来为诗词选家所重视，尤其是诗的颔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脍炙人口，备受推崇。
“晨起动征铎”，写早晨旅店中的情景。“晨起”，点题“早行”。诗人在开首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清晨起床，旅店里外已经响起了叮当的车马铃声。这一句话极为简练概括。从“征铎”声我们可以联想到，旅客们有的正在忙着套马，有的正在驾车向外走，热闹非凡。
“客行悲故乡”，这句虽然出自诗人之口，但代表了许多旅客的心声。过去交通不便，身处他乡人情浅薄，总之，当时人们安土重迁，怯于远行。“悲”字，表明客人们离家渐远、前途未卜的悲凉 心情。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两句诗皆用名词，代表了十种景物：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内容涵盖 丰富，画面多重组合，可以形成各种景象。例如“鸡声”，“鸡”和“声”结合起来，诗人想起雄鸡引颈啼鸣的形象。同样，“茅店”、“人迹”、“板桥”也会使 人联想到不同的画面。
古时旅客为保证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而本诗写的是早行，那么鸡声和月，就是很有特征性的景物。茅店又是具有山区特征的景物。“鸡声茅店月”五个字，便把旅客住在茅店里，听见鸡鸣就爬起来看天色，看见天上有月亮，就收拾行囊，准备赶路等很多内容，都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出来。同样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具有特征性的景物。雄鸡报晓，夜 色朦胧时，诗人就起床出发，没想到此时外面已经到处都是人迹，自己已经不算早行了。这两句将早行的情景写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历历在目。
同样，对于早行者来说，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有特征性的景物。作者于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上路，也算得上“早行”了；然而已经是“人迹板桥霜”，这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这两句纯用名词组成的诗句，写早行情景宛然在目，确实称得上“意象具足”的佳句。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两句，写的是刚上路的景色。商县、洛南一带，枳树、槲树很多。槲树的叶片很大，冬天虽干枯，却存留枝上；直到第二年早春树枝将发嫩芽的时候，才纷纷脱落。而这时候，枳树的白花已在开放。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驿墙旁边的白色枳花，就比较显眼，所以用了个“明”字。可以看出，诗人始终没有忘记“早行”二字。
旅途早行的景色，使诗人想起了昨夜在梦中出现的故乡景色：“凫雁满回塘。”春天来了，故乡杜陵，回塘水暖，凫雁自得其乐；而自己，却离家日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杜陵梦”，补出了夜间在茅店里思家的心情，与“客行悲故乡”首尾照应；而梦中的故乡景色与旅途上的景色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眼里看的是“槲叶落山路”，心里想的是“凫雁满回塘”。“早行”之景与情，都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