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
南朝文受宫体习染，多风花雪月，吴侬软语，而风格轻靡，姿态婉娈。入北朝，则稍涉清刚之气，江河山川，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开篇先叙述作者归隐后的林泉之乐，他以欣赏的笔触去描绘故乡的山野风光，说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直截了当地告诫阳休之不要被名缰利锁所牵缠，又以历史教训为鉴。作者想象如果阳休之能幡然醒悟，与他一同把臂入林，携酒登山，该是多么快乐。但是，作者又不得不意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感慨“缅寻此旨，杳若天汉”，戛然而止，却余音无穷。全篇层次清晰，语言清朗，以比喻和对比手法说理论事，理随文而成，挥洒随意，流转自然，全无雕琢之气，在六朝骈文中不失为上乘之作。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此文是祖鸿勋辞官归里后写给阳休之的信，共分两个部分。作者先叙述陶冶山水，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后规劝阳休之急流勇退，知足而返。作者为人耿介，不与世俗同流，虽入仕朝廷，常心寄霄汉。他位至高阳太守，而在官清廉朴素，妻子不免寒馁，时议颇以为清高。所以他最终辞官归里，完全是适心应性而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来看开头第一句“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纯粹是托辞而已。所以作者仅用一笔带过，立即转入对家乡山庄田园风光的描写。先写居处环境：雕山地处闲远，水清石丽，四周有重峦叠嶂相拥，中间有数顷良田相伴；家有野舍于斯，虽遭荒废，而经过修复，已焕然一新。作者以十分欣赏的心情描绘他的“野舍”：依山就势，即石成基，援木为梁，凭林起栋。上有萝蔓攀援，高映屋宇；下有清泉潺暖，环绕石阶。庭中有月松婆娑，绿草生翠，溪边有日华浮动，云光徘徊。时有流烟飘过，随云气氤氲而舒卷汗漫；再看园中桃李，共香椿翠柏而比丽争姿。短短几十字，就将其雕山野舍的大好风光描摹出来，运笔幽峭简劲，清丽而生动，令人不胜企羡。
至此，作者转换笔法，变客观描绘为主观介入。作者果然耐不住山川风光的吸引，尽情陶醉了。当他不时褰裳涉水、拄杖登攀的时候，不禁产生了“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的感觉，仿佛不是立足人间，而已置身仙山琼阁，羽化而登仙了。“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一句，直将作者误把人间作仙境，盘桓其间流连忘返的心情和神态，勾画得出神入化，宛然若现。所以，他余兴未尽，归来仍“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举酒望月”，不但勾勒出了作者寄情山水、啸傲江湖的潇洒形象，还暗寓了时间的流程，表明作者从褰裳涉水到举杯望月，已在山间徜徉了一天，时已至晚了。眼观之景渐已朦胧隐去，惟耳聆之声与心想之象，则络绎奔会，粲然成章。所以接下来“听风声以兴思”四句，既暗寓了时间的流程，也揭示了作者心理变化的过程：观景—聆声—兴想。这样，文章从写景到抒情的转合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其笔法之老练纯熟，可见一斑。随后八句，则从这具体的情境中跳出来，略写归隐后的生活。戴斗笠，穿蓑衣，躬自耕耘，奉养双亲，以散步代车马，以无事为和贵。他认为这是人间最为适意快心的事了，连挥麈清谈的风雅也难以与之媲美。“岂必抚麈哉”，把作者身居山间、心性俱足的感情和盘托出了。
第二部分掉转笔锋，直指阳休之本人。据《北齐书·阳休之传》记载，阳休之“俊爽有风概，少勤学，爱文藻，弱冠擅声，为后来之秀”。可见他出名很早，且仕途通达。但在作者看来，名声之事不过缰锁而已，为其所累，就像一块天然好料，被木工左砍右凿，削刮得面目全非。所以他转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而吾子既系名声之缰锁，就良工之剞劂”，直截了当，切中要害。接着八句描绘阳休之官场得意、文坛擅名之状，用语精丽，文辞华美，俨然歌颂褒扬的口吻。但归为八字，甚具振聋发聩之响：“兹自美耳，吾无取焉。”这不过是阳休之的自鸣得意，作者根本就看不上。这段文字很值得玩味。以腴词裹讥意，用颂调唱哀声，仿佛先要让阳休之高兴一下，然后当头棒喝，使之猛省。这种先扬后抑、明褒实贬的欲擒故纵之法，运用得非常成功，颇具奇峰突起、耳目顿开之效。然后再展开正面论证，而获水到渠成之势。作者先以积玉光泽者前毁，丛桂芳茂者先折为喻，再以历史教训为鉴，反复开导，多方引证，告诫阳休之应注意敛锋藏迹，免遭“象由齿毙，膏用明煎”的命运。他还拈出老子的虚无之道，奉为圭臬，举出张良的急流勇退，作为楷模，希望阳休之能够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他竟禁不住把假设悬想为现实，憧憬起二人归隐山林的生活：把手入林，携酒登山，天为被，地为床，昼论道，夜谈玄，摅心志，畅胸怀。人生得此足矣，“何必富贵乎？”一语既出，表明了作者对于这种生活的倾心向往和追求，同时又把自己从热烈的遐想拖回到了清冷的现实。他不得不认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力强而致，所以最后忍不住以感慨作结。其中既有埋怨、责怪，也有希望、期待，蕴含丰富而复杂。“若能”以下一段，以想象设辞，再以“去矣阳子”的棒喝拦截，悬想滔滔，戛然而止，笔法颇与此前的先扬后抑相类似。
全文在结构上截然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写己，写归隐，写山川风光，写愉情快性；下段写人，写在朝，写名缰利锁，写跼蹐蹭蹬。两相对照，效果强烈，泾渭分明。且以高尚映低卑，用委琐衬潇洒，二者互为比照，高者愈见其高，低者愈显其低。这是此文的艺术特色。另外，此文虽取骈文形式，但文思清省，运笔简洁，虽有风花雪月之姿，而无轻软丽靡之质。
作者在文章中将苍蝇喻小人，铺叙苍蝇的三大罪孽，鞭挞小人的可恶、可憎与可畏，揭露谗言乱国的危害性。作者将深刻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激愤之情表现得更为深切，使情、事、理在强烈的形象性与和谐的音乐性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在耐人寻味之中发人深省。
《憎苍蝇赋》是一篇徘赋，篇幅不长，虽然仅五个自然段，但却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情绪显露明白无遗。整篇赋的结构比较简单，呈现近乎“总——分——总”的结构特点，线索也较为明确，以对苍蝇的厌恶之情为全文的发展脉络。
赋的首段写了苍蝇是个微物，不像蜂虿那样有毒尾，也不像蚊虻那样有尖锐的嘴，易于满足，但却不招人喜欢。作者在此便提出问题，并简短根据苍蝇不讨喜的习惯“终日而营营”进行了回答：“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将苍蝇的危害性质直接呈现给阅读者。文章紧接着便详细地将苍蝇的三大害处逐一铺叙开来，通过苍蝇给人们造成危害的具体描写，更进一步地将厌恶之情具体发泄出来。其一害是，在华屋广厦之下，扰人美梦，致僮仆“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使人不得安歇。一句“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道尽了无法舒适进入梦乡的无奈。其二害是，人们在峻宇高堂之上设宴款待宾客时，因苍蝇的沾染而使众宾客无暇清谈，惊惶失措，“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的慨叹便是由此顺然发出。其三害是，由于食物受到苍蝇的污染，致其淋漓败坏，结果妨碍了人们收藏美味佳肴，也使亲朋相聚无以为欢，只得败兴而归。这三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详细具体而又不显累赘，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文章最后讨论谗言乱国的危害性，同时正面痛斥小人之辈，指责他们说：“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 修国，诚可嫉而可憎！”给读者以讽喻之思，既表达了作者对那些谗言乱国之人的憎恶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全赋的主旨所在，讽刺效果非常显著。
统而言之，全赋小中见大，通过苍蝇具体害处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对苍蝇的憎恶之情，更是体物写志，将不讨喜的苍蝇比作是祸国殃民的谗人，隐喻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的批评和憎恶，及其作者对当时朝廷现实状况的不满。从这篇赋可以看出作者辞赋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以细小之物为赋的组织材料，而且思想含义深刻；此外，这篇赋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辞赋上的独特风貌。作者在学习前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又独创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并确立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主导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二句赞美裴迪咏早梅诗：你在蜀州东亭看到梅花凌冬盛开，诗兴勃发，写出了如此动人的诗篇，倒像当年何逊在扬州咏梅那般高雅。何逊是杜甫所服膺的南朝梁代的诗人，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有“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的诗句，这里把裴迪与何逊相比，是表示对裴迪和他来诗的推崇。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二句上承“动诗兴”，说在这样的时候，单是看到飞雪就会想起故人，思念不已，何况你去东亭送客，更何况又遭遇到那恼人的梅花，要你不想起我，不思念我，那怎么可能？这样遥领故人对自己的相忆，表达了对故人的深深谢忱和心心相印的情谊。“此时”，即肃宗上元元年末、二年初，正是安史叛军气焰嚣张、大唐帝国万方多难之际，裴杜二人又都来蜀中万里作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忆之情，弥足珍重。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早梅开花在岁末春前，它能使人感到岁月无情，老之易至，又能催人加倍思乡，渴望与亲人团聚。大概裴诗有叹惜不能折梅相赠之意吧，诗人说：幸而你未折梅寄来勾起我岁暮的伤感，要不然，我面对折梅一定会乡愁撩乱、感慨万千的。诗人庆幸未蒙以梅相寄，恳切地告诉友人，不要以此而感到不安和抱歉。在我草堂门前的浣花溪上，也有一株梅树呢。“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这两句是说：这一树梅花啊，如今也在渐渐地开放，好像朝朝暮暮催人老去，催得我早已白发满头了。倘蒙您再把那里的梅花寄来，让它们一起来折磨我，我可怎么承受得了！催人白头的不是梅，而是愁老去之愁，失意之愁，思乡之愁，忆友之愁，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忧国忧民、伤时感世之愁，千愁百感，攒聚一身，此头安得不白？与梅花梅树又有什么相干！可怜这“江边一树”，也实在晦气，自家无端挨骂不算，还牵连得百里之外的东亭梅花，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
此诗通篇都以早梅伤愁立意，前两联就着“忆”字感谢故人对自己的思念，后两联围绕“愁”字抒写诗人自己的情怀，构思重点在于抒情，不在咏物，但历来被推为咏梅诗的上品，明代王世贞更有“古今咏梅第一”的说法（见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九引）。原来，诗歌大抵以写情为第一要义，咏物诗也须物中见情，而且越真挚越深切越好，王世贞立论的出发点，应该也是一个“情”字。这首诗“直而实曲，朴而实秀”（清人黄生语），在杜诗七律中，别具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