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五剧：道路纵横、四通八达的地方，指京城繁华的街道。卢照邻《长安古意》：“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秦控三市。”隐：盛大，形容声音宏大。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东北，汉魏王侯公卿死后多葬于此。古代诗文常以北邙泛指墓地。冢：坟墓。千：言其数量很多。下笔即写“都门”景象。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达官贵人的车轮滚动之声犹如隆隆雷声。北邙山上荒坟满布，一片萧索凄凉。由上句可见家门贵族名声显赫，趾高气扬，洋洋得意。下句写他们的没落衰败，最终不过是家中枯骨，留下一个个冷落的荒坟。在两个场面的对比中，说明好景不长，繁华如梦，得意一时，而今安在？在如实的平平叙写中，隐含着对权势人物的藐视、鄙视和嘲讽。
颔联“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千绕郭来。”写登楼所见自然景色。给都城涂上一抹殷红的夕阳，好像规劝客居异乡的游子珍惜时光，及时去登楼远眺，欣赏黄昏时的短暂美景。登上城楼，放眼望去，只见山光暮色围绕城郭而来。千气迷漫天空，笼罩大地。诗人见景生情，感慨万千。夕阳西下，使诗人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登楼”，吻合王粲《登楼赋》的“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但登楼也不能销忧。夕阳将坠，残千来临，良辰易逝，美景短暂，愁心不展，悲情难消。此联写得舒缓沉稳，而浓情深慨已含蕴其中。
颈联“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只买白杨栽。”突出表现诗人的愁思。诗句说：我太贫寒了，而且流落异乡，无依无靠。我愁苦的事太多了，很想买些白杨栽种，让它在千风中的萧萧声来代替我不断诉说吧。“寒甚”句化用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自己的孤独愁苦超过杜甫诗中的佳人。这是采用“加一倍”写法，使诗意推进一层，使思想感情的表达更有力度。诗中“白杨”，是一个传统意象，源于《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白杨是一种肃杀悲凉景物，它萧萧作响，悲声呜咽，用以引起游子的愁苦情怀和思乡意念。诗人故意要于居处多种白杨，意在强化并强调他的忧思愁情。
尾联“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人诉说个人愁苦后，进而想到自己的家人。于是转笔写到：深千了，全家人都在萧瑟的千风中颤栗。九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但因家境贫困，御寒的衣服还无法准备。《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授衣：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此联勾画出诗人全家所处的困境，抒写他无力养家的辛酸，是生活的真实再现，无限凄楚，感人至深。诗句反映了无数潦倒文人的共同遭遇，使人想到科举时代落拓书生的可怜。它是对不合理现实的揭露，是向“太平盛世”发出的强烈控诉。它既是悲叹之声，又是不平之鸣。
全诗扣住题日，围绕中心，但又无局促拘囿之弊，诗人先写“都门”景象，近观是高车宝马，远眺是北邙荒冢。次写登都门城楼所见，引出“千”，展现出千天的夕阳，千天的山色，笼罩城郭的千光千气。颈联写出自己的愁“思”，无修竹可倚，有白杨可栽。最后由自身想到家人，他们正在千风里瑟缩呻吟，寒苦无衣，将“思”拓展。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全诗在一定的框架中又能直吐胸臆，自然流贯。朴实无华，浑然成章。
此诗景中寓意，景中含情，意蕴丰富，感情真切。首句“五剧车声隐若雷”，既写出了都市繁华，权贵声势，又反衬了诗人的穷愁潦倒，再接以“北邙惟见冢千难”，景象又转为冷落凄凉，符合千日气氛和情调。颔联的夕阳残照，大有人生迟暮、时不待我的惆怅与惶惧。“山色将千”，环绕一片衰飒之气，透露时代氛围。颈联的修竹、白杨，都显出清冷与萧瑟，与诗人的心情相契合。尾联的九月“风声”，阵阵劲吹，令人寒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要发出呼号与诅咒了。何况衣裳毫无着落，尚未剪裁呢。情绪愈演愈烈，悲不自胜。它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此诗首联出句“皇华”，意谓极大的光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序谓为君遣使臣之作，并云“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后来遂用“皇华”作使人或出使的典故，含有不辱使命之意。“二京”指北宋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和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南宋使者出使金朝的必经之路。下句的“壶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意谓用竹篮盛着饭，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和犒劳军队。这里借指欢迎南宋使臣。
颔联出句的“连昌宫”系唐代宫殿，在洛阳。元稹乐府《连昌宫词》有“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这里借连昌宫、千叶桃代指北宋宫殿。对句的“华萼楼”，原是长安唐玄宗时 比如“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四句，此联承上所云使者过二京时，上万人夹道欢迎的情景，进一步拟想旧时宫殿的花木、鸟鹊也将以惊喜的心情迎候这两位大得人心的使者。
颈、尾二联分别写到皇上对人民有怜悯之心、上天也同情受苦的老百姓，甚至称颂高宗为圣明君主，还说他的信义好象白日一样光明。这样一来，或许会被认为诗人在讨好帝王大臣，还可能怀疑她写此诗的目的是为报答“韩公”对她“父祖”的荐举之恩。如果这样看，那就是对诗人诗作的误解。诗人之所以发出“帝心怜赤子”、“天意念苍生”这样的议论，那是为了说明恢复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只是人间的众望所归，也是上天的意愿所向。至于“圣君大信明如日”句，其旨绝非为了颂扬赵构，而是文学语言中的抑扬“辩证法”。尾联上下句的搭配，恰恰是对赵构妥协政策的讥讽和批评。“长乱”句典出《诗经·小雅·巧言》篇：“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意思是说假如不图恢复，愈是一次又一次地会盟讲和，愈是助长祸乱。对苟安妥协的南宋朝廷来说，这是一种逆耳的忠言。应该说此诗很有现实针对性，它比前面的五言和七言古诗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不顾社稷江山；二不管父兄在金受苦受难，情愿向金人大量地进贡赔钱，他很爱听黄潜善、汪伯彦之劝和、说降的“巧言”，甚至不顾脸面地把金人作为叔叔看。如果不是一种强烈爱国情感的驱遣，女诗人怎么敢冒这种与皇帝唱反调，从而可能触犯龙颜的危险。
《东门行》描绘了一幅凄惨又壮丽的画面。主人公走出家门，不想回家，可是妻子儿女又难以割舍。一进屋门，家徒四壁，生活无望，又拔剑出门，妻子生怕出事，一边哭泣一边劝阻，但主人公仍感到无路可走，终于挥衣而去。
诗的前半写主人公要去“为非”的原因，用了六句。前二句写他下了决心走出东门，诗中却说“出东门，不顾归”。“不顾归”，是说原本下了决心，不打算来归，但又不得不归，因为心中毕竟有所顾念。所顾念的自然是妻子儿女。可以想象：主人公在东门外踟蹰、扼腕，过了好一会，终于又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来。然而，家中的景况，对于他来说，不啻当头棒喝，打消他的任何幻想。所以接下的两句说，“来入门，怅欲悲”。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除了那一条路，别无他路可寻。心中悲酸，都系于一个“怅”字，这并非平常的怅然之叹，而是一种绝望之感。摆在他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无衣无食，这比出去干那桩事更可怕。要么冻馁待毙，要么拚作一腔热血，同命运作最后的决斗。如取后者，尚存万一生的希望，顶多牺牲个人，却可能救活可怜的一家老小，若取前者，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明摆着的事。这一段，通过主人公复杂心理活动的描叙，把主人公推向矛盾的顶点。诗中入情入理地写出此君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可怕的道路，乃是为贫穷所逼。诗的主题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之上，就不致使人产生伦理上的厌恶之感。这便是此诗的不可动摇的美学价值。
这六句在炼意上颇有独到之处。一个本来安分的人怎样走上那条危险之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诗人则紧紧抓住主人公几度徘徊，归而复出这一心理和行为的激烈矛盾，就写出其中的必然性。又如“盎中”以下两句。盎中无米，架上无衣，都是主人公眼见的事，可是，诗人却将“视”字属下句。这样，在表现效果上就大不同。盎中无米，架上无衣，是悲感之所由发，也就是主人公之所以不得不去冒险的根本原因。这是全诗的关键所在。如说“视盎中无斗米储”，就将本句与上句隔断，从而使语势陡然转折，上句的“悲”字就失却那种震撼心灵的力量。像诗中这样将“视”下属且加“还”字，就更加重了上句的意义：吃没吃，穿没穿，还有什么活路呢？因而具有征服读者的不可辩驳的力量。
后半，“拔剑东门去”承上句而来，是主人公由犹豫、反复到下定最后的决心。主人公要出去做事，不一定非要作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但诗中这样处理，却异常真实地表现出主人公决绝而无反顾。以下妻子牵衣哭劝一段文字，是对主人公这不顾一切的行动的戏剧性烘托。妻子说，别人富贵我不羡慕，我甘愿和你喝稀饭。这是自欺欺人的话。家中灶下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大约她也觉出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就又说：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吧。这话当然也不会生出什么效果。主人公早就不信老天爷了。她又让他为儿女着想，而他正是为了儿女才这样做的啊。妻子想到的是另一层：一旦事败，触犯“王法”，不但救不了一家老小，而且还会将他们投入更深的深渊。这句话对前面主人公的极度矛盾的心理作了注脚；同时前后照应，加深了此诗悲剧的内涵。主人公的行为不免饮鸩止渴，又势在不得不饮。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说，“今时清，不可为非。”（余冠英认为“今非”中似有脱文，应作“今时清，不可为非”）主人公这样回答他的妻子：“咄！行！我去为迟！”两个单字句，一个四字句，短促有力，声情毕肖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决难回转，他是就要去拚命了。“咄”在这里是急叱之声，吆喝他的妻子走开，不要拦阻他。他说现在去已经为时太晚，并非指这次行动，而是说先前对自己的可悲处境尚不觉悟，对这世道尚缺少清醒的认识。“白发”一句，可能是汉代的俗语，意思大概如今天说的“谁知还能活几天”。表明主人公把这罪恶的人生看穿了，而不是说人的年龄。
这篇诗歌虽然采取了杂言形式，但是由于用字简练，句子长短相济，读来有顿挫流离之感。
乐府中有两篇《东门行》歌辞，这里用的是本辞。另一篇为晋乐所奏，共四节，较本辞有所增衍。其中最显眼的是“今时清廉，难犯教言”之类的句子。这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加以粉饰。尽管作了这样的改动，基本思想内容还是不能改变，最后只好予以排斥。这篇民歌的遭遇，见诸《古今乐录》所引王僧虔《技录》的记载：“《东门行》歌古‘东门’一篇，今不歌。”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