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以穹庐、星影两个不同的物象，于宇宙间两个不同方位为展现背景，并以睡梦和睡醒两种不同的状态通过人物的切身体验，揭示情思。布景与说情，阔大而深长。
王国维论诗词之辨，既曾提出“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亦曾提出“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中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性德塞上之作。
尘世中总有着夜阑独醒的人，带着断崖独坐的寂寥。就算塞外景物奇绝，扈从圣驾的风光，也抵不了心底对故园的冀盼。
诺瓦利斯说，诗是对家园的无限怀想。容若这阙词是再贴切不过的注解。其实不止是容若，离乡之绪、故园之思简直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思维定式，脑袋里面的主旋律。切肤痛楚让文人骚客们创作出这样“生离死别”、这样震撼人心的意境。
那时候的人还太弱小，缺乏驰骋的能力，要出行就得将自己和行李一样层层打包。离别因此是重大的。一路上关山阻隔，离自己的温暖小屋越来越远，一路上昼行夜停风餐露宿，前途却茫茫无尽，不晓得哪天才能到目的地，也可能随时被不可预期的困难和危险击倒。
在种种焦虑不安中意识到自身在天地面前如此渺小。这种惶恐不是现在坐着飞机和火车，满世界溜达的人可以想象的。归梦隔狼河，却被河声搅碎的痛苦，在一日穿行几个国家的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这首诗分三层。开头两句为第一层，诗人说自己疲于驰驱奔波，要移居栖遁。中间六句为第二层，通过描写秋季黄昏时分万籁俱寂的时刻，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微观察和体验，传达了一种极其幽静的意境。最后六句为第三层，描写内容由庄园扩展到更广阔的大自然界，在内容上也由诗人的所见变为所思，由直接观察变为一种印象和体验。这首诗句法清新，结构严谨，写景细致，意境极富韵味。
诗题说是因病而告假回乡，诗的首句却说是因为“疲”于官场的奔波而离官的。做官虽是既荣华又富贵，但遇祸乱时便有危险。谢朓一生谨小慎微，今遇朝廷祸乱，自然害怕而想离官还乡。次句写“还园”。“敛性”二字承上启下，由“人世”官场转到“幽蓬”家园，生活环境和自己的地位都变了，原来为追逐名利而混迹俯仰于官场的贪欲邪念，此刻也必须随之而收敛，以适应“幽蓬”新环境。前句“倦”字以示无意于“人世”。下句之“就”，紧承“倦”字，点示“幽蓬”对诗人的无限吸引力。一“倦”一“就”，诗人厌恶“人世”，向往“幽蓬”之情表露无遗。
“停琴”以下，全写诗人处身“幽蓬”情景。诗人厌弃“人世”，迁“就”这梦寐以求的“幽蓬”，自然是怡然自得，陶然忘机了。“停琴伫凉月，灭烛听归鸿。凉薰琴暮晰，秋华临夜空”四句全写“幽蓬”月夜。古代，琴是最能表达诗人幽情的，明月则更与隐者结下不解之缘。“停琴”是说，诗人本来是在悠闲地弹琴自娱的，当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时，他立刻为月所迷，而骤停手中之琴，伫立于明月之中。前一“停”字，中一“伫”字，后一“凉”字，传神地活画出诗人凝神忘情见月而痴的神态。唯其“伫”立，故有月“凉”之感。有了月，自然就该灭了烛。灭了烛，能使月光更满，蓬境更幽，因而更能清晰地听到远方传来的归雁的飞鸣。“听归鸿”，不但丝毫无碍于蓬境之幽，而且反有“鸿鸣蓬更幽”之感。诗人从“停琴伫凉月”的夜初，一直玩赏到“秋华临夜空”的深夜，左右不见一人，唯薰草与月光相伴，可见诗人对幽蓬夜月迷恋之深。再细味“停琴”、“凉月”、“灭烛”、“归鸿”、“凉薰”等种种景色，又无不隐约地寄寓着倦于“人世”“疲策”而归“就幽蓬”的诗人自身的倩影。
“叶低知露密，崖断识云重”，由夜转晨，写黎明景色。树叶因露水浓重而低垂，这是黎明所见近景；山崖因凝结的云雾横抹山腰，而看似断折，这是清晨所眺远景。“叶低”、“崖断”，是凭视觉直接看到的；“露密”、“云重”，是据生活知识间接悟到的。见“叶低”、“崖断”而见不出叶之所以低，崖之所以断，却以“叶低”、“崖断”提疑问，以“露密”、“云重”作答疑。以此自问自答，更得黎明朦胧景色之神趣。
“折荷葺寒袂，开镜盼衰容”，二句由展转昼。古代隐士常标榜以荷为衣，以象征自己雅洁、幽香、清寒。时临深秋，折荷制衣，以示隐逸之志洁而且坚。因清水亦能照见人形，故此句中之“镜”，实指荷塘水面。对镜自见形容憔悴，可知久处“人世”“疲策”，所付出的代价。言外之意是：我早该离开“人世”了。
“海暮腾清气，河关秘栖冲”二句，由白昼再转到傍晚。这二句是说：时临傍晚，宽阔的江面雾霭纷纷，河水关山把我的深山居处与外界隔绝了。“秘栖冲”与“就幽蓬”呼应。前句是“就”，是说刚来幽蓬，后句“秘”意在拒绝出山了。
末两句“烟衡时未歇，芝兰去相从”进一步写“敛性”。这二句意思是说：情操高尚的人时时都存在，我要随从他们而去。“芝兰”相从“杜衡”，暗合诗题诗人“还园示亲属”之意。
全诗十四句。先用粗笔概括交代诗人厌倦并离弃官场，回到自己故乡。再以细笔具体地描写故乡黄昏、月夜、黎明、白昼、再到傍晚的优美、幽静、高洁的景趣，以对比令人厌倦的官场。对官场的污秽不着一字，而其污秽自见于读者的心中。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