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不见于《柳河东集》。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中选柳诗五首,其三即此诗,今人考证为柳宗元所作。
柳宗元初贬永州无以为居,寓居在潇岸四无邻舍的龙兴寺内,公元810年(元和五年)迁居愚溪侧畔,筑室茨草,与农户为邻。他在《田家》诗中描写了周围的环境:“古道绕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渌。……行人迷去住,野鸟竟栖宿。”永州地处楚南、五岭北麓,偏僻荒凉。而他居住的愚溪一带更是杂草从生,蓼花披岸,溪水清寒,道无行人。
诗的前两句写景,描写柳居孤寂清冷的环境:柴门多日紧闭不开、石阶上铺满了皑皑白雪,分不清高底,没有人来访。这两句虽然写的是雪后柳居前的清冷荒凉之景,实际透露出来的却是他人生境遇的寂寞。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曾在长安叱咤风云。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昔日政治上的挚友相继被贬,天各一方,不通音讯。来永州不久,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卢氏病故,而朝廷连发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早日复用的希望破灭了。政治上的迫害,人世间的诸多失意,给他难以承受的打击。他这时的心境正如他在《南涧中题》所述:“去国魂以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柴门多日紧闭不开是他内心寂寞的独白,而石阶上铺满的皑皑白雪便是人世间清冷的抒写。
诗的后两句叙事抒情。诗人说:为何要把琼玉般的白雪踏碎?是因为有朋友从京城给我寄了诗来。欣喜之情跃然诗间。柳宗元自公元805年(永贞元年)被贬永州至公元808年(元和三年),未有故旧大臣给他写信,后虽有些书信来往但也不多。除随行的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外,几乎没有朋友与之交往。空寂孤寂,怀人泪垂。就在这时,接到了早年朋友王涯寄来的诗,他无比高兴。这一“蹈”字,极传神地描绘出他的欣喜之情。
前人评价柳宗元诗歌的特点在于语言峻洁,气体明净,善于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沉着真挚的感情。此诗的后两句似乎是感情外露了些,其实子厚在这里“以乐景写哀事”,以反衬的手法极含蓄地表现了长期潜伏于内心而永难排遣的寂寞与痛苦,让读者在岭外荒远凄寒的景象中,看到了一位手举故乡远方寄来的诗笺,足蹈琼瑶,双泪空垂的凄美形象;听到了一千几百年前的回荡在他心胸间的悲凉凄楚、愤愤不平的感慨。
这首诗的首联用“狐鼠”“虎蛇”比喻恶吏,揭露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独霸朝政、肆意横行。颔联写贪官污吏不知王法,会遭到天谴。颈联刻画贪官污吏狠恶的形象,官无忌惮,民无活路。尾联揭露百姓敢怒不敢言,只盼有一个清官伸张正义。这首诗对贪官污史的揭露入木三分,全诗流利自然,取譬设喻,各尽其妙;明讽暗刺,酣畅淋漓,艺术表现力极强。
这首诗的前四句描摹了官吏横征暴敛的真实图景。“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描绘虎狼遍地游窜之态,酷吏劣绅无处不在。李白《蜀道难》中有“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之句,将祸国叛乱、残害百姓的军阀喻为虎蛇。作者此处以“狐鼠”和“虎蛇”对举,工整之余更显用意之深。透过诗人笔锋,这些蛇鼠官吏在城中肆意游走、横行乡里的丑态毕现,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他们的丑恶嘴脸。
“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状官吏肆意剥削之举,将民脂民膏搜刮殆尽。前句化用东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的诗意,反衬酷吏之胆大妄为;后句套用俗语“刮地皮”,喻贪官暴敛无厌的含义,突出了官吏的无耻行径。这二句生动地刻画了这帮城狐社鼠的凶恶面目。他们哪管天公有眼,只顾搜刮民财,恨不得掘地三尺,榨尽百姓最后一滴油水。“天有眼”、”地无皮”虽是前人陈语,但经诗人用于同一联中,加强了情感效果。
后四句反映了受难百姓的悲惨境遇。“吏骜肥如瓠,民鱼烂欲糜”,以“肥吏”衬“烂民”。诗人明写鸭肥如瓠,实为比喻贪官污吏像肥鸭一样摇摆自得的丑态。在官吏阔绰生活的对比下,百姓的惨境更加明显。他们就像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在官吏的搜刮、欺压下,人们身心憔悴,生活渐趋崩溃的边缘。
“交征准敢问”,一语迸发出百姓愤怒之音。尽管愤怒,人们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寄希望于幻想,“空想素丝诗”记载了百姓由产生希望到希望破灭的过程。百姓想诵“素丝”诗,是在企盼吏治清明,饱含希望之语。而着一“空”字,则使他们瞬间跌人失望之中,人们不得不从幻想中醒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全诗多处用典,可谓“无一字无来历”,体现了洪氏诗风受江西诗派影响之大。江西诗派主张“化腐朽为神奇”、“以故为新”,该诗深明其意,取前人陈爵却能点铁成金。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