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高楼风雨感斯文”，写自己对杜牧诗歌独特的感受。这是一个风雨凄凄的春日。诗人登上高楼，凭栏四顾，只见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迷茫的雨雾中。这风雨如晦的景象，正好触动胸中郁积的伤世忧时之感。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对杜牧的诗作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为后者就是“高楼风雨”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杜牧的“斯文”，不能确指，也不必确指，应是感伤时世、忧愁风雨之作。
次句“短翼差池不及群”，转说自己，也暗含杜牧。这是一首送别诗。李商隐用“差池”暗寓“伤别”之情。这句是说，自己正如风雨中艰难行进的弱燕，翅短力微，赶不上同群。
这是自伤身世孤孑，不能奋飞远飞，也是自谦才力浅短，不如杜牧。这后一层意思，正与末句“唯有”相呼应。上句因“高楼风雨”兴感而兼写双方，这句表面上似专写自己。其实，“短翼差池”之恨不独李商隐。他另一首《赠杜十三司勋员外》曾深情劝勉杜牧：“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正说明杜牧同样有壮心不遂之恨。这里只提自己，只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三、四两句极力推重杜牧的诗歌。伤春、伤别，即“高楼风雨”的忧时伤世之意与“短翼差池”的自慨身世之情，也就是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伤春”、“伤别”，高度概括了杜牧诗歌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主题，并揭示了带有那个衰颓时代所特有的感伤情调的艺术风格。“刻意”二字，既强调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又突出其运思寓意之深厚，暗示他所说的“伤春伤别”，并非寻常的男女相思离别，伤心人别有怀抱。末句“唯有”二字极高评价了杜牧在当时诗坛上的崇高地位。
这首诗之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极力称扬杜牧，实际上含有引杜牧为同调之意。既评杜，又属自道。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诗人在评杜、赞杜的同时，也就寄托了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
上片连用“霏霏”叠字，强调风雨如晦，气候极其恶劣。一团团的残雪无情地堆积到梅花枝上，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虽然明知冬天不会太久了，残冬一过，春天就要来临。但眼前这种烟雨、雪压霜欺的景象，直叫人怀疑春天还会有么？不言而喻，这恶劣的自然气候正是暗喻吴淑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蒙受种种冤屈的弱女子所感受到的黑暗社会对她的重压。她从心底发出“春从何处回”的呼喊，渴望春天快快降临，渴望洗刷蒙受的不白之冤。
下片憧憬获得自由后的美好情景：那时冰雪消融了，一簇簇，一朵朵的梅花从睡梦中醒来，绽开了绯红的醉眼。月亮出来了，梅枝在月光下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呵！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存在，现实仍然是昏暗冷酷，所以“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是以设问句提出的，这就与上片设问承接起来，并更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渴望自由的心情。最后以“从教塞管催”作结，意思是：既然无情雪堆积在梅枝上，梅花无法展现她的美丽，就任笛曲吹吧！吹得梅花纷纷飘落也毫不怜惜（古有《落梅花》笛曲。）李白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孙舣《落梅词》：“一声羌管吹鸣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既然一切诬告不实之词象脏水一样往我身上泼来，我的冰清玉洁被玷污了，形象被歪曲了，就让脏水继续泼吧，直至我窒息、消亡！这是出自愤愤不平的呼喊。
这是一首优美动人的小词，正象婷婷玉梅那样，天然、淡雅，给人以冰清玉洁之感，而又风流蕴藉，情致缠绵。也象羌笛声那样，哀怨、悠扬，余音娟，不绝如缕。构思极巧，是咏雪？还是咏梅？亦此亦彼，浑然莫辨。出自步性的锦心绣口，倍觉细腻、灵巧。笔笔写景同时又曲曲传情，化实为虚，终不许一语道破。作者的真实感情隐藏在霏霏烟雾、纷纷雪片背后，让读者去玩味。小词的语言也清新而纯净，声调和美。即如开头三句；叠字“霏霏”，又复沓一次， “雪”宇也以“顶针”的形式重叠，造成轻快的节奏，如同小儿女的窃窃私语，又如哺晡梦呓，与词的内容十分协调。 “堆"字下得新颖而贴切，形象感强，完全是从口语中提炼出，绝无文人笔下的书卷气。这种天籁之趣，十分难得。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