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轼题在李白画像上的一首诗。这类诗，旧称“像赞”，多应像主或其后人之请，说些颂扬的话。苏轼晚于李白三百多年，在丹元子所出示的李白像上主动题诗，这不是一般的“像赞”，而是诗人在抒发对这位伟大前辈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前人说苏轼诗“用事博”，这首诗运用典故和比喻，在十四句诗中就把十分复杂的“并庄、屈为心，合儒、仙、侠为气”的李白精神面貌表达得明朗而丰满。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开头两句异峰突起，写出了李白的高尚形象。“天人”是用邯郸淳赞扬曹植的话（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整句是说古来多少才俊之士都已湮没。这里用“天人几何同一沤”来反衬李白的声名永垂。下句从“谪仙”翻出新意，显出李白的卓立不凡。
《新唐书·李白传》载，贺知章读了李白的文章，对他赞叹说：“子，谪仙人也！”后人因称李白为谪仙。但苏轼对此犹不满意，谪降人间，终是凡人，所以翻案说“谪仙非谪乃其游”：人间的李白并非神仙谪降，而是神仙出游。这个美妙的想象和赞誉，比贺知章的“谪仙人”高出一头，李白既不是谪仙，更不是天人，而是远远地超乎两者之上的到处遨游的神仙，因此第三句说“麾斥八极隘九州”。“挥斥八极”，语出《庄子·外篇·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郭象注“挥斥，犹纵放也”。这是说李白遨游天地，放纵八极，那个八极之内的小小的九州在他眼里就显得十分狭窄了。
“化为”两句，用韩愈《双鸟诗》意，又生发出一个奇特的想象。苏轼借此把同时的李白和杜甫喻为天外飞来的双鸟，把他们不朽的诗歌喻为“一鸣一止三千秋”意思是，不知要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李白、一个杜甫。
李白并不是遨游八极的神仙、天外飞来的神鸟。“麾斥八极隘九州”，只是从空间上比喻李白精神境界的阔大；“一鸣一止三千秋”，也只是从时间上比喻李白诗才的难遇。这些比喻想象，虚而又玄，但恢廓宏远，其“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正是从宏观上为李白立照传神。如此运笔，也是在为下文作铺垫。
“开元”两句是说：遨游的神仙，天外的神鸟，只因见到人间有个开元盛世，才来此稍事勾留；想笼络他多留些时日尚且不可，他难道还肯去乞求什么吗？这么一转，总收以上恢宏的幻境；而李白来到人间，也是王朝的瑞气，国家之大幸，不可以世俗之眼来看待他。全诗十四句，前七句用幻境写李白的精神境界，到此收住。
后七句则着重写李白的蔑视权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十四句句句用韵，韵随意转，七句换韵，音节颇有特色，这在古体诗中是少见的章法。因此，它曾被人错误地从换韵处割裂为两首诗。
后段以“西望”两句领起，是承前而来。两句本指秦、蜀之间，只有鸟道可通，人难逾越。苏轼化此两句为“西望太白横峨岷”，又引出下句“眼高四海空无人”，是说李白眼高绝顶，雄视四海。
“大儿”句是说李白视天下无人，只和郭子仪、司马子微两人交好。句中的“大儿”、“小儿”，本是东汉末年祢衡的话。这里借来安在李白名下，显得口气很大。这四句连写李白的高视无人，因前七句已铺垫丰厚，所以平平道来，自然熨贴。但它又是在为下文蓄势，警策、高峰都在下两句。
势足气壮，奇峰崛起：“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唐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曾先后被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和骠骑大将军，称高力士为“将军”，以显其权势之盛。相传李白在宫中陪玄宗饮酒，醉后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从此怀恨，于是中伤李白。这两句承前而起，托李白的口气说话。这时的李白已不止是一般地轻视高将军，而是声色俱厉、痛加呵斥了。这充分表现了李白对权贵的蔑视，也表现了苏轼对权贵的蔑视。人称李白为“谪仙”，称苏轼为“坡仙”，论气质，论诗，苏轼都最接近李白，苏轼也自认为最理解李白。所以最后一句，是诗人向死去三百年的李白通话。
这首诗中赞颂了李白不同凡响的器质、与杜甫的深挚友谊和名垂千古的艺术成就；赞颂了李白不受名利羁绊和傲岸清介、不可一世的精神面貌。更称扬他能慧眼识拔英雄于危难之中，以及视权贵如粪土的高尚品格。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是一篇谈“性”论“道”的文章。文中的庐山隐者，实是一位道家人物，他讲的“日”“月”“生”“死”，反复变化，就是在阐明道家（老子）的理论。道学被后人称为“性命之学”。第一段记载庐山隐者畅谈道家的性命之理的言论，通过作者的诘疑，引发对道家理论的探讨阐发；第二段写作者将这篇记文题于待月轩壁上的缘由。这篇文章目的在阐发道家的玄理，而“道”是深奥、抽象的。作者运用比喻束贯穿全文说理，扣住“性犹日也，身犹月也”的中心来论述，这就将抽象、隐晦而难懂的哲理表达得比较清楚明白了，后一部分记事简洁而生动，对话之情景如在目前。
全篇文章，主要部分是记庐山隐者的话。“性犹日也，身犹月也”是全篇议论的中心。用比喻来讲道理，是议论文常用的方法之一。它的好处，是用常见易知的事物，来比附所要讲的难于理解的道理。他说人的“性”是依附于“身”来表现的，“日”之性是依附于“月”来表现的。文章既以日、月之出入与盈阙来打比方，就先将喻体讲清楚。日出则万物皆遂，日入则万物皆废；太阳虽然有出有人，但太阳是没有变化的。月虽然有盈有阙，它只是证明日的不变，不变就是一，“性一而已”。接下去讲“身”，“身”当然是人，人有生有死，“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就好比月亮有盈有阙，循环不止。这就是“道”，也就是道家“无一有一无”的循环论。在论述了生死不息的正题之后，庐山隐者说：“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归根到底，“日”的出入，“月”的盈阙，“人”的生死，都是合于“道”的，世界没有增长，没有消耗，“性一而已”，“道”也是永恒不变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说到底是客观唯心论，这些道理，在隐者的讲述里，是玄而又玄的。难怪在苏辙讲给友人时，“客漫不喻”，就是客人听的很糊涂，经反复解释，最后客人也不便再说其他了，只好“唯唯”算了。苏辙之所以给他的小轩命名为“待月轩”，正是他从道家的玄理中取来的。
全文主旨在于赞美朝请大夫徐望“温良泛爱，行为刚正耿直。文章写了直节堂的外边的八杉，叙写了曹府的小吏不明白它的珍贵。杉树能够不扶自直，慢慢揭示文章的主旨。直到最后引用《诗经》中的一句话“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来点破。文章写物见人，藏锋沉馨，意在言外。
文章紧扣“直节”两字，将堂、树、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赞美了堂前之杉，赞扬了建堂之人，并由此抒写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文章第一部分叙写直节堂之建与其命名。作者将堂、杉、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用比喻手法赞美了杉树的高大挺直，用对比手法，赞扬了爱赏杉树的徐君。第二部分承接上段对杉树的描写，赞美杉树刚直不屈的性格。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杉树的美好品质。首先是将杉树与其他植物对比，指出物生而直，但在生长过程中，往往抵制不住外物的引诱与挤压，故“委曲随物”，虽竹箭松柏也不能免于此，只有杉树能保持它的挺直。然后是将杉树与竹柏对比，指出它们虽同能傲冰雪，同是死能利栋宇，但杉树在挺直方面要优过竹柏。虽写杉树，但最后还是归结到人。第三部分承接第一部分对徐君的叙写，赞扬徐君不为苛察之政，而“行不失于直”的品格。客人所唱之歌，既是对徐君处世态度的总结，也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人生态度。不可为曲，不可太直，应通达灵活而不失正直。就像杉树，特立不倚，但它所以安而不危，剪伐不至，是因为得到徐君的爱赏呵护。正因如此，将来庐山之人升堂见杉，将长久地怀念像徐君这样的人。
文章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第一，构思精巧。文章紧扣“直节”二字展开，双线并行，既赞美了杉，又颂扬了人，以写杉为手段，以颂人为目的。第二，结构严密。文章第一部分写杉写人，还限于外部描写和间接描写，第二部分则写杉的品格，第三部分写人的品质，形成一个总叙分承的结构，表达十分严谨。第三，运用对比的表现手法。如将徐君与曹吏、府史对比，将杉树与竹柏对比，使人与物的优秀品质更加鲜明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