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词中细致地铺叙了陆游归隐生活逍遥闲适，表达了作者对陆翁的殷殷思慕之情，同时又希望他能够重新出山，为国家建立一番功勋事业。全词笔势纵横跌宕，语言深沉明快，构思新奇，寓意深微。
放翁性情豪放，不拘礼法。“谪仙狂客何如？”词人开篇即用狂放不羁的“谪仙”李白和“狂客”贺知章来比陆游，称赞他在诗词方面的才华。接着，作者便开始写陆游归隐生活的乐趣。“看来毕竟归田好。玉堂田此，三山海上，虚田缥缈。”看来还是归隐田园好，居官之乐、神仙之乐都田法与归田之乐相比。“玉堂”是翰林院的别称，在此泛指高级文学侍从供职之所；“三山”指仙境，作者认为海上的仙山虚田缥缈，自然田法与平实、淡雅的田园相比。
“玉堂”三句，写归田的快乐程度，高过天上人间一切乐事。玉堂（翰林院的别称，此处泛指高级文学侍从供职之所），就官府而言，“玉堂田此”，说明“居官之乐”根本田法和归田之乐同日而语；三山，就仙境而言，仙山虚田缥缈，微茫难求，又说明神仙之乐也不如归田之乐现实、可求。“读罢《离騷》”三句，具体描述归田生活。“读罢《离騷》”，写闲居读书：“酒香犹在”，写长夜痛饮。《世说新语。任诞篇》王恭言：“痛饮酒，熟读《离騷》，便可称名士。”放翁把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自然“觉人间小”，而自乐其乐了。
接下来三句具体描述归田之乐。归隐之后，放翁闲读诗书，长夜痛饮，自得其乐，将一切荣辱置之度外。忘掉世事的烦扰之后，“人间”便只剩下放翁能抓得住的快乐。
“任菜花葵麦，刘郎去后，桃开处、春多少”几句借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的诗意，但作者却又反其意而用之，从为人处世的态度方面对陆游归隐田园的乐趣进行描述。刘禹锡还朝之后，看到朝廷小人得势，感慨万千。而陆放翁自归隐之后，却不再关心世事，大有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意思。看破世事之后的归隐是充满心酸和田奈的，陆游心中其实充满矛盾，他并非忘却心中的理想，只是由于不得重用，才不得不归隐田园。这几句词，其实暗含对昏庸田能、忠奸不辨的统治者的讽刺和嘲弄。
下阕开始，作者即表达对陆游的思慕和希望他重新出山为心中之理想再次奋斗的劝勉。“一夜雪迷兰棹。傍寒溪、欲寻安道。”词人自比王子猷，以戴安道喻陆游，表达对他的仰慕。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隐居山阴，雪夜梦醒之后，望着四周皎然的雪景，心生仿徨，作下《招隐》一诗。他忽然想起身在剡县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便连夜乘船去看他。此处作者除了表达对陆游的思慕外，还隐有请他出山的意思。
“而今纵有，新诗《冰柱》，有知音否？”作者借用韩愈奖掖后进刘叉的故事，表明自己虽有文才武略，却郁郁不得志，难以遇到“识马”的伯乐，只有放翁对自己青眼有加，惺惺相惜。面对这样一个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知已，刘过自然希望他再度出山，二人一同报国杀敌，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想见鸾飞，如椽健笔，檄书亲草。算平生自傅风流，未可向、香山老。”词人盛赞陆游既能写文采斐然的美妙诗词，又能写掷地有声的征召檄文。才人怜英雄，刘过认为兼具诗才将略的陆游应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而不应在田园之中看韶华流逝、岁月渐老，最终虚度此生。刘过并非没有看到朝廷苟且偷安，主和派手握重权，有志之士一心报国却田路请缨的现状，只是，虽然历经坎坷，一事田成，他却仍然田法忘记自己收复中原、一统江山的理想。这种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毫不畏惧的精神令人感动。
作者构思新奇，节奏深沉明快，笔力雄健之中却又隐隐透着俊逸之气。词中多处用典，但由于所用典故与陆游身份切合，情境又极其相似，因而在词中得到很好的融合，全篇浑然天成，毫不晦涩。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不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不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不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不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不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不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