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子夜歌》是思妇的子夜的悲歌。上阕紧扣题目描写子夜深闺的寂寞凄凉，下阕抒发思妇的愁苦之情。词虽是写的传统题材，但写景与写人的结合，刻画人物的矛盾心理，却独具特色。
开头即直写三更之月，对应词题。然三更，午夜也，正是人们熟睡之时，三更之月，古时只有为某种痛苦熬煎而深夜未眠的人才能见到。这两句形象地刻画留下了一幅静逸美景：皎洁的月光，恰恰映照在那庭院中盛开着的如银似雪的梨花上，辉映出了一片银白的世界，这种银白的世界，对于一个深夜未眠的人看来，给予的刺激真是太强烈了。故下三句，不啻是自然而然脱口而出：“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因为午夜总给人一种凄凉的感受，而如白似雪的梨花，又总会唤起人们一种悲哀痛苦的情绪，更不用说是在长久不寐的思妇眼中看到的。所以月光辉映下如雪似银的梨花，所给予人的悲凄之感，简直会使主人公哀哀欲绝，痛断愁肠。此词由所见月下梨花产生的悲哀之情，联想到死后魂化杜鹃尚凄声不断的杜鹃鸟，由其啼血悲鸣，染血杜鹃之花，联想到其声“不如归去”，点出了月下人深夜不寐之因：原来是一个闺中少妇，切盼情郎归来。她是那样真挚深情，以至夜不能寐，眼望皎洁月光、如雪梨花而悲伤欲绝。
“王孙何许音尘绝，柔桑陌上吞声别”。如果说上片中女主人公对情人的思念及由此而产生的悲哀痛苦之情，作者是借助于十分委婉隐曲的手法，以写景的方式暗示的话，下片中女主人公的思想心理已采用直接剖析的手法。按王孙，深闺少妇所思念之人也。他音讯断绝，无处寻觅，时间已经很长了。可怜的少妇，只能一夜一夜地在月下徘徊，往日别时情景，幕幕跃入眼帘：分别之时，也是一个春天，柔嫩的桑叶刚刚吐出，枝叶稀疏掩映着的田间小路上，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人，强忍着悲痛，吞声而别。“何许”状写闺中少妇对情人那种深刻而长久的忆念之情。“吞声”两字，更将一对情人分离之时欲哭不愿，以免引起对方更大悲痛的那种互相体贴顾惜神情的描摹得颇为真切动人。
“吞声别，陇头流水，替人呜咽”。田陇边的流水，似乎也为他们别时痛苦所感动，不断地发出哀鸣之声，好像也在为他们抽泣。作者巧妙地运用融情入景之法，使无情之物带上了一种有情的心理活动，对离别之情进一步渲染，结构上与上片结句相呼应，情调上则进一步加深全词的感伤哀怨气氛。
这首词前片重在写景，情由景出，后片重在写情，化情入景。结构上景、情、景依次为用，显得颇浑融完整。又句短韵密，韵脚以短促有力的入声字为主，声迫气促，易于表现一种深浓强烈之情，与全词所抒发的极度悲怆之情十分相合，不失为一篇声情摇曳的上乘之作。
李笠翁谓：“作词之料，不过情号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窥词管见》）此阕字句虽少，音节虽短，却能情景相生，风神宛然，是一首韵味深长的好词。
唐贾岛《三月晦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命意新奇，女词人朱淑真因其意而用之于词，构思更奇。
词的起句便奇突。风光通常只能用秀丽、迷人写来形容，与“紧急”搭配很是奇特。留春之意已引而未发。紧补一句“三月俄三十”，此意则跃然纸上。这两句属于倒置，比贾诗从月日说起，尤觉用笔跳脱。
一般写春暮，止到三月，点出“三十（日）”，更见暮春之“暮”。日子写得如此具体，读来却不板滞，盖一句之中，已具加倍之法。而用一“俄”字渲染紧急气氛，比贾句用“正当”二字，更有生气。在三月三十日这个临界的日子里，春天就要消逝了。“拟欲留连计无及”，一方面把春天设想为远行者，另一方面又俨有送行者在焉，“拟欲留连”者究竟是谁？似是作者自谓，观下句则又似是“绿野”了。暮春时节，红瘦绿肥，树木含烟，花草滴露，都似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呢。写景的同时，又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了。上两句与下两句，一催一留，大有“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意趣，而先写紧催，后写苦留，尤觉词情叠宕。
上片已构成一个“送别”的局面。催的催得“紧急”，留的“留连无计”，只好抓紧时机作临别赠言罢。
故过片即云“倩谁寄语春宵”。上片写惜春却未露一个“春”字，此处以“春宵”出之，乃是因为这才是春光的最后一霎，点睛点得恰是地方。春宵渐行渐远，需要一个称职的使者追及传语的。“倩谁”？——“城关画鼓轻敲”，此句似写春宵这境，同时也就是一个使者在自告奋勇。读来饶有意味，隐含比兴手法。唐宋时城楼定时击鼓，为城坊门启闭之节，日击二次：五更三筹击后，听人行。昼漏尽击后，禁人行。叫做“咚咚鼓”。鼓声为时光之友伴，请它传语甚妙。“敲”上着一“轻”字，便带有微妙的感情色彩，恰是“缱绻”软语的态度。“临歧”二字把“送别”的构思表现得更加明显。最末一句即“临歧嘱咐”的“缱绻”的情话：“来年早到梅梢。”不道眼前惜别之情，而说来年请早，言轻意重，耐人寻味。“早到梅梢”尤为妙笔生花之语。盖百花迎春，以凌寒独放的梅花为最早，谓“早到梅梢”，似嫌梅花开的还不够早，盼归急切，更见惜春感情的强烈。把春回的概念，具象化为早梅之开放，又创出极美的诗歌意象，使全词意境大大生色。整个下片和贾岛诗相比，实在是别开生面，更有异彩。
贾岛诗只是诗人自己寄语朋友，明表惜春之意。而此词却通篇不见有人，全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送别场面：时间是三月三十日，行者是春天，送行愁泣是“绿野”，催发者为“风光”，寄语之信使为“画鼓”，……俨然是大自然导演的一出戏剧。而作者本人惜春之意，即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尤觉妙趣横生。
这是明代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王守仁早年的诗作，以至于在王守仁诗集中寻访不到，然而《登大伾山》诗碑还矗立在大伾山顶禹王庙西侧，大字行楷，诗衬字，字映诗，显得浑然一体，正可谓“翩翩然凤翥而龙蟠”，清隽磅礴之气扑面而来。书法劲拔，神采苍秀，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观后令人激动不已。他虽善书法，但正如明代书画家徐渭所说：“古人论右军（指王羲之）以书掩人，新建先生（指守仁）乃不然，以人掩其书。” 就是说，由于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结果把他的善书之名掩盖掉了。因此，《登大伾山诗》虽然是王守仁早年诗作，但是从书法价值和文学价值两方面来看，不愧为“诗书双璧”。
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浚县名宦王越死于甘州军中。消息传到北京后，皇上很伤心，特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1499年，新科进士王守仁奉旨送王越灵柩回浚县安葬。在此期间，王守仁曾慕大石佛之名到大伾山来拜谒。来到了大伾山。登山揽胜，他有感而发，写下了《登大伾山诗》。写诗的时间正如诗碑上落款是“己未仲秋朔”。这在《传习录》上还有演绎性的记载说“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看来，王阳明登第之前已经和王越神交久矣，梦中赠剑，一个军事家刚刚逝去，另一个年轻军事家随即登场，这是大明王朝不幸中之千载幸事。
《登大伾山诗》为七言律诗。首联“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不蔓不枝，直奔主题，即点明了登山之意，又用洗练简洁的笔法描写了登大伾山的初步感受。年轻的阳明先生，在公务之余，也许对大伾山这座“禹贡”名山向往已久，正所谓“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今有了机会，于是天刚拂晓，诗人就和二三友人朝大伾山迤逦而来。据《水浒传》作者描述，古时候的大伾山方圆很广，古木参天，是一个幽僻的隐居之处，因此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穿云破雾，大有游仙的感觉，只是远远望见萦绕在乳白色晨雾中的黛绿的山峦，感觉很近，走起来却很远。这对抱着极大兴趣和幻想的诗人来说，反而更有诱惑力，于是一个“披”字用的好，不仅在烟雾中穿行，还有披荆斩棘努力前行的精神。山中寺庙的悠扬钟声从远处传来，也许还有悠扬梵呗传来，钟声而形容为“疏”，可谓神来之笔，以动衬静，动静有致，使人觉得这深秋的大伾山幽静深邃，寒意浓浓。这一联写烟写树，写山写人，写声音写色彩，虚实相生，可谓纳须弥于芥子，很有概括性。
颔联“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是诗人在山腰高处的远眺，也许是熟悉山川地理的诗人的感慨和畅想。浚县古称黎阳，在明代有“赛江南”之称，流传的谚语说：“从南京到北京，都比不上浚县城。”可见明朝时浚县山下平畴千里“参差十万人家”的富庶面貌。诗人了解历史，不由得感慨：亘古长流的滔滔黄河虽然在宋代已经改道，却给黎阳留下肥沃的土地，这大自然的馈赠，是需要几世几年的修行才会降临的福祉。风湍沙势，沃野千年，包含着深沉的感慨和悠远的怀古之情。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读《登大伾山诗》的颔联两句，读者不禁要和诗人一起神与物游，思接千载了。
颈联“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随着晨雾的消散，旭日的东升，诗人一行涉溪跨涧，继续兴致勃勃地登山。大伾山山势陡峭，巉岩遍布，可是也碧水潺湲。诗人看着清澈的溪水在层层叠叠的青石之间跳跃奔流，不禁觉得这好像一条巨龙盘亘在山腰，鳞光闪动，跃跃欲飞了呢。这时候，峰回路转，已经到了山顶。大伾山山顶开阔平坦，简直是佛祖布道的天然道场。更何况，大伾山东面有面东而坐俯瞰黄河古道的“镇河将军”大石佛，大石佛开凿于五代后赵时期，是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石佛，可以说整个青山，半是巍然佛像，山的绝顶，已然所谓“佛顶”。这时候，朝阳喷薄而出，霞光万道，沐浴着这神奇的山林，礼佛的虔诚神圣和江山壮丽的豪情油然升腾，在年轻的王守仁心头翻滚。古人读书，目的在于“修、齐、治、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做一番丰功伟绩以便流传千古彪炳史册。作为年轻有为的新科进士，受君王厚爱和重托来为国之长城王越治丧 ，应该感到无尚荣耀。登高怀远，是中国古诗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传统思维。诗人们每逢登高，大多要怀乡思人，感念故国，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伤，更何况“秋，士悲也”，在这样一个冷落的时节，涌上诗人心头，诉诸诗人笔下的更多的是悲慨。尾联“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诗人已经登山绝顶，这时候他并没有翘首南望故乡，而翻滚的思绪，径直奔向了遥远的北京城。好像在那目之所及之处，五彩祥云笼罩的正是皇家宫阙，作为受命于天子而又不辱使命的钦差，他在这深秋季节，在这九霄高处，眷念的是国家重托，思索的更多的是深沉的历史。这两句诗，还充溢着诗人对人生、对仕途的信心与激情。“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前句讲，登上大伾山向北方遥望，似见五彩祥云正缭绕于皇宫之上，后一句则阐释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人生哲理。王守仁写作《登大伾山诗》时，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作者昂扬的斗志与饱满的政治激情。
此诗写蜀地一位和尚弹琴技艺之高妙。首联写和尚来自诗人的故乡四川，表达对他的倾慕；颔联写弹琴，以大自然的万壑松涛声比喻琴声之清越宏远；颈联写琴声荡涤胸怀，使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尾联写聚精会神听琴，而不知时日将尽，反衬琴声之高妙诱人。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明快畅达，风韵健爽，在赞美琴声美妙的同时，也寓有知音的感慨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两句说明这位琴师是从四川峨眉山下来的。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绮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故乡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所以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本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这里用来泛指名贵的琴。司马相如是蜀人，这里用“绿绮”更切合蜀地僧人。“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简短的十个字，把这位音乐家写得很有气派，表达了诗人对他的倾慕与敬佩。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句正面描写蜀僧弹琴。“挥手”是弹琴的动作。嵇康《琴赋》：“伯牙挥手，钟期听声。”“挥手”二字就是出自这里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两句用大自然宏伟的音响比喻琴声，使人感到这琴声一定是极其铿锵有力的。
“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讲，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地畅快、愉悦。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其中包涵着一个古老的典故，即《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借它，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音乐的媒介所建立的知己之感。“客心洗流水”五个字，很含蓄，又很自然，虽然用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
“余响入霜钟”也是用了典的。“霜钟”出于《山海经·中山经》：“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霜降则钟鸣，故言知也。”“霜钟”二字点明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余响入霜钟”，意思是说，音乐终止以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句诗写琴音与钟声交响，也兼寓有知音的意思。《列子·汤问》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宋代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用“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形容洞箫的余音。这都是乐曲终止以后，入迷的听者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所产生的想象。“余响入霜钟”也是如此。清脆、流畅的琴声渐远渐弱，和薄暮的钟声共鸣着，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感觉时间过得真快。
李白这首诗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是，除了“万壑松”之外，没有别的比喻形容琴声，而是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其实，“如听万壑松”这一句也不是纯客观的描写，诗人从琴声联想到万壑松声，联想到深山大谷，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写的。
律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比较严。而李白的这首五律却写得极其清新、明快，似乎一点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结、承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的艺术美，比一切雕饰更能打动人的心灵。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