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女子的秋雨闺怨。
上片起首四句，描绘了秋雨连绵不断的典型环境，三句重叠，笔势劲急，透出怨情，这是室外之景；室内之景“暗灯凉簟”，这冷清与外界融合，更增人怨。“妖姬”二字，点出主人公之美和她无限悲怨的心理。
过片则用西风渐急，摇窗喧竹，断断续续的凄厉声，加强了悲凉的音调。
下片“腻脸悬双玉”顺理成章，直写粉脸垂泪的形象。最后，以随雁回来的旧约为念，而怨“雁归人不归”，且已“几回”了，写出怨由，收束全章，结尾语气舒缓而情更急切。
明代汤显祖评：“三句皆重叠字，大奇大奇。宋李易安《声声慢》，用十叠字起，而以点点滴滴四字结之，盖用此法，而青于蓝。”
此词写于汴京，是重阳佳节宴饮之作。表达凄凉的人生感怀。其中饱含备尝坎坷沧桑之意，全词写情波澜起伏，步步深化，由空灵而入厚重，音节从和婉到悠扬，适应感情的变化，整首词的意境是悲凉凄冷的。
上片写景生情。秋雁南飞，主人情长，引起思乡之情，正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两句以写秋景起，点出地点是在京城汴梁，时序是在深秋，为下文的“趁重阳”作衬垫。汉武帝在长安建章宫建高二十丈的铜柱，上有铜人，掌托承露盘，以承武帝想饮以求长生的“玉露”。承露金掌是帝王宫中的建筑物，词以“天边金掌”指代宋代汴京景物，选材突出，起笔峻峭。但作者词风不求以峻峭胜，故第二句即接以闲淡的笔调。白露为霜，天上的长条云彩中飞出排成一字的雁队，云影似乎也随之延长了。这两句意象绵妙，满怀悲凉，为全词奠定了秋气瑟瑟的基调。
“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两句将客居之情与思乡之情交织来写，用笔细腻而蕴涵深厚，一方面赞美故乡人情之美，表达出思乡心切的情怀，另一方面又赞美了重阳友情之美，表达了对友情的珍惜。
下片抒发感慨。因自己的孤高的性格，而仕途失意，想以狂醉来排遣忧愁，然而却是“断肠”。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从《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和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化出的“兰佩紫，菊簪黄”两句，写出了人物之盛与服饰之美，渲染了宴饮的盛况。接下来一句，写词人仕宦连蹇，陆沉下位，情绪低落，不得不委屈处世，难得放任心情，今日偶得自在，于是不妨再理旧狂，甚至“殷勤”而“理”，以不负友人的一片盛情。试想，本是清狂耽饮的人，如今要唤起旧情酒兴，还得“殷勤”去“理”才行，此中的层层挫折，重重矛盾，必有不堪回首、不易诉说之慨，感情的曲折，自然把意境推向比前更为深厚的高度。
“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由上面的归结，再来一个大的转折，又引出很多层次。词人想寻求解脱、忘却，而他自己又明知这并不能换来真正的欢乐，这是真正的悲哀。《蕙风词话》又说：“‘欲将沉醉换悲凉’，是上句注脚；‘清歌莫断肠’仍含不尽之意。”此乃中肯之语。词之结句，竟体空灵，包含着万般无奈而聊作旷达的深沉苦楚，极尽回旋曲折、一咏三叹之妙纵观全词，尽管作者那种披肝沥胆的真挚一如既往，但在经历了许多风尘磨折之后，悲凉已压倒缠绵；虽然还有镂刻不灭的回忆，可是已经害怕回忆了。
晏几道生性耿直，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故一生抑郁不得志。这首词，写景洗练，写情起伏跌宕，很好地表达了他失意的感慨。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