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作者从时光的易逝来看官场游戏生活，与曹九章相互安慰。这是一种感觉性的审美心理。感觉是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列宁说：“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从须鬓慢慢斑白感觉时光的流逝，暗叹自己老了；从“白须”上联想到曹光州官涯生活如“箭”飞过。这是自然规律。曹九章须埋怨，苏轼已过了三年贬居生活，比你差多了。“君莫厌”三字隐含着曹光州的满腹牢骚，“胜我三年贬”五字，表白了作者的坦然胸襟。彼此彼此，如此而已。
下片，从苏轼自身的官场沉浮、世事变迁的体验来谈看穿人生。“我欲自磋还不敢，向来三郡宁非忝，苏轼自叹回朝无望，回首三州知官事又不顺心如意，难免内心郁郁不平。最后三句，再看婚嫁世事与年岁渐衰，得知人生“千钧重担”也无意义地“从头减”了。从“自磋”、“非忝”、“冉冉”、“从头减”，这一认识过程的矛盾、变化，去领略人生的真谛，苏轼还以全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抗争苦难，昂扬悲剧精神。
全词名为赠词实是慰语。从中可以看出两人遭际相似，个性相近，相互慰藉，忘却前非。词从“白须”、“浮光”、“婚嫁”等的具体人事侧面，反映了官场生活原本是一场游戏，从而隐示苏轼淡然恬静的人生观。不过，现实中存在的悲剧，经常迫使苏轼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这就是苏轼被贬黄州后不去为僧、不去投江的原因。
李弥逊为南宋初年颇有民族气节的官吏。曾任校书郎、起居郎、户部侍郎等职，并担任过庐山知县、冀州知州等地方官。他主张抗金，反对与金议和，为秦桧所排斥，晚年归隐连江西山。这首《菩萨蛮》当作于南宋初金兵大举南下时。当时金兵逼近长江，情势危急，为避兵灾，词人送别妻子去南方，词就是写了这送别时的一幕。
词的起句即交代了送别时的背景和地点，为下文张本。“烽火连三月”，三个月来兵火不息，人民离乱，这才会有江城送妻子离开之举。分别，不是丈夫宦游他方，而是妻子避难，心情自然不同一般。长亭之上，虽然设酒饯别，可是“不堪对酒”。“不堪”。不能忍受之意，包含有妻离子散之苦，国破家残之痛。因其“不堪”，其妻泪下如瀑，悲声漫江，词人反劝其“休作断肠声”，自己已是“老来无泪倾”。自己泪泉已涸，并非不动情，而是老泪已尽，这正是极度悲愤的表现。词人这时的心情惨痛至极，强敌当前，内奸弄权，自己还得坚守御敌阵地，也可能朝不保夕了，这才把妻子送走。这里说休作断肠声，比放声哭嚎更为凄怆，说老来无泪，比写涕泣涟涟更为伤心。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写目送帆影远去的情景。“风高帆影疾，目送舟痕碧”，“风高”和舟疾相联系，船去得很快，词人伫立江岸，眼看着船在水面留下的长长波痕。妻子身去心留，他希望她去得快，早离祸地；又希望她走得慢，难舍难分。“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词人凝望近眺之态，呼之欲出。缘此，也可想见妻子立于船头，望着丈夫鹄首翘望的身姿，想着抛撇丈夫于锋刃之间的危殆，断肠声如高风呜呜，伤心泪似江水滔滔。末二句“锦字几时来？薰风无雁回”，化用“雁足传书”和“织锦回文”的典故。“薰风”指南风。初夏时南风吹，鸿雁早已飞往北方，“锦字”无法捎回。妻子此去，归期难定，讯息难盼，生死未卜，词人内心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想而知。
这首词由实写到虚，由近写到远，由己写到人，从别前写到别时、别后，层层渲染，步步深透，写情臻于极致。尤其“休作断肠声，老来无泪倾”，以超常思维写感情状态，出乎常情，又入乎寰中，更使词产生了惊魂震魄的力量。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