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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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之夜,鸟与鱼都不动了,那轮皓月浸在幽深的江水里,入了它们的梦吧?
此刻身心澄净,除了舟中的琴,没有任何事情的骚扰,且独坐,淡然一曲吧!
琴上的七根银弦就是最知心的朋友,双耳就是他的知音。
当那恬淡自然的声音溶入心海,整个世界永恒而美丽,谁知,哪里是古,哪里是今?
“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
《吊古战场文》是李华“极思研搉”的力作,以凭吊古战场起兴,中心是主张实行王道,以仁德礼义悦服远人,达到天下一统。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主张兴仁义之师,有征无战,肯定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文中把战争描绘得十分残酷凄惨,旨在唤起各阶层人士的反战情绪,以求做到“守在四夷”,安定边防,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虽用骈文形式,但文字流畅,情景交融,主题鲜明,寄意深切,不愧为古今传诵的名篇。
《吊古战场文》名为“吊古”,实是讽今。全文以“古战场”为抒情的基点,以“伤心哉”为连缀全篇的感情主线,以远戍的苦况、两军厮杀的惨状、得人与否的对比、士卒家属吊祭的悲怆为结构层次,层层铺叙,愈转愈深,结末点出主旨。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开篇劈空描写古战场阴森悲凉的气象:沙漠空旷无边,杳无人迹,河水回环缠绕,群山交错杂列,天地昏暗,气象憔悴,飞蓬根断,野草枯死.飞鸟不肯落下,野兽离群而奔突,使人触目惊心,魂失魄散。接着文锋一转,借亭长之口点题,叙说古战场“常覆三军”的历史和天阴鬼哭的惨状,增强了文章的可信性与感染力。再以“伤心哉”的慨叹,倾吐深沉的吊古之情,给全篇笼罩上了一层愁惨黯淡的感情色彩。“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发问深婉,有力统领起全文。
第二段写士卒远戍的苦况和秦汉以来“多事四夷”的原因。作者以“吾闻夫”提领,展开了对历史的回溯,描述远戍士卒历尽行军、露营、夜渡、屯戍之苦。地阔天长,戍边日久,归途知在何处?寄身锋刃,性命难保,怨愤向谁倾诉?但是,戍卒的悲惨遭遇是怎样造成的?“秦汉而还”以下便指出其原因。认为自秦汉以来,为开边拓土,“多事四夷”,边境战事频仍,致使“文教失宣”,王道莫为。这就把罪责推到封建帝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上,极为尖锐深刻。作者行王道,反霸道,以“仁义”安抚“四夷”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段描摹两军厮杀的激烈、悲惨的情状,是全篇的主体。作者以“吾想夫”驰骋其宏伟的想象,用铺排扬厉、踵事增华的笔法,描绘了两次两军交锋的战争场面,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是在北风掀动沙漠的地方,胡兵凭借地利进犯,中原主将骄慢轻敌,仓促应战,兵卒畏于严酷的军法,不得不拼命死战。两军相搏,厮杀声震撼山川,崩裂江河,攻势迅猛,如雷鸣闪电。如是在“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的“苦寒”季节,胡兵又凭借天时“径截辎重,横攻士卒”,中原将士被杀得“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惨不可言。行文至此,作者又以骚体句式抒写凄恻悲愤之情,深沉凭吊之意。两军交锋激战,鼓衰力尽,矢竭弦绝,白刃相交,宝刀断折,士卒浴血拼杀,场面悲壮而激烈。在此生死关头,士卒心情极为矛盾:“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真是字字悲痛,声声哀怨。这发自士卒肺腑的心声,是对扩边战争的血泪控诉。作者满怀沉痛心情,以凝重的笔墨,描写了全军覆没后战场上的沉寂、阴森、凄怆的景象,与前文两军厮杀时那种“势崩雷电”的声势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也是对前文“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的呼应。面对这种惨相,作者那“伤心哉”的感情发展到了高潮,发出了“伤心惨目,有如是耶”的深沉浩叹,它撞击着历代读者的心扉!
第四段以“吾闻之”领起,采用历代战争对比的方法,说明战争胜败的关键。先用“牧用赵卒”和“汉倾天下”相比,一个“大破林胡,开地千里”,一个搞得“财殚力痛”,从而得出“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的结论,说明解决边患问题关键是选用良将,而不在于用兵多少。再以“周逐猃狁”与“秦起长城”、“汉击匈奴”对比:有的“全师而还”,君臣和乐安闲,雍容娴雅;有的“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有的“虽得阴山”,“功不补患”。说明解决边患的办法是以“仁义”、“王道”安抚四夷,而不是黩武开边。引古是为证今,作者用历史事实揭露了唐代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讽刺了唐玄宗用人不当。
第五段通过“吊祭”的场面,进一步对造成“蒸民”骨肉离散的战争作了血泪控诉。“苍苍蒸民,谁无父母”几句,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用铺排的句式,反诘的语气,气盛言宜地对“开边意未已”的统治者发出了“苍苍蒸民”“杀之何咎”的质问。接着又袭用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义,点化出“布奠倾觞,哭望天涯”,悲怆凄凉的吊祭场面。面对着这“天地为愁,草木凄悲”的惨状,联想到“从古如斯”的一幕幕悲剧,提出了“守在四夷”的主张。结尾点明全文的主旨,与上文相呼应,极为巧妙有力。
《吊古战场文》虽以骈体为宗,但与六朝以来流行的讲求偶辞俪句,铺陈事典,注重形式美,内容空洞贫乏的骈文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李华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李华提倡古文,力求克服齐梁靡丽之习,于骈俪之中寓古文之气,以散驭俳,崇雅去浮,使文章显示了清新质朴和刚劲有力的格调,充分表现了盛唐新体文赋的特色。
谢榛说:“熟读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四溟诗话》)《吊古战场文》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富有创造性。过去的吊文多以抒情为主,而《吊古战场文》则以议论为主。这些“带情韵以行”的议论,高屋建瓴,一泻直下,气势甚壮。中间用感叹句、反诘句调节节奏,使音调铿锵,参差成趣。运用夸张、对偶、排比、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造成了一唱三叹的韵致,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段与段之间又以“吾闻夫”、“吾想夫”、“吾闻之”等散文性质的词语连接,使全篇始终保持着像“大海奔涛”一样“沛然莫之能御”的磅礴气势,一扫历来骈文那种绮丽柔弱的文风。这对后世的文赋有着颇大的影响。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李白《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据孟棨记载,是李白奉召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之一。这是第二首。这是一首奉诏而作的表现宫中生活的诗。李白于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此诗当作于次年早春。
首联写春景,为全篇作环境渲染。柳色如金,梨花似雪,为寻常比喻。但以“嫩”和“香”点染,则柔枝轻摇,如睹其形;雪海氤氲,如嗅其馨。虽着意点染,但仍极自然,不露雕琢痕迹。
后面四句描写皇帝的宫廷生活。玉楼、珠殿、雕辇(装饰华美的人挽车)、洞房(神仙洞府般的房屋),铺陈皇家富贵,旖旎风光。“翡翠”、“鸳鸯”均水鸟,后者雌雄双栖,常以喻情人或夫妇。玉楼、珠殿,均非水鸟栖息之所。这里是语意双关。既谓宫廷楼殿装饰着各种禽类雕塑,以表现其富丽堂皇。诗词中多称香炉为“金兽”,称被盖为“鸳衾”,也就是这个意思。也以喻人。“巢”亦作“关”。玉楼、珠殿关锁着众多的宫女。她们都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笼中之鸟。诗人对那些不幸的宫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翡翠,似指一般宫女。鸳鸯,其中之一当指李隆基,而另一位,当然就是指“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这也给尾联以赵飞燕比喻杨玉环作了伏笔。“妓”指女乐,“歌”指歌女,通指能歌善舞的宫女。妓需要花中选花,歌需要百里挑一,足见歌舞妓队伍之庞大。“随雕辇”,“出洞房”,乃是互文。这两句是说,后宫四万,佳丽三千,都是为皇帝一个人的享乐而存在的。从技巧上讲,这两句将宫廷深似海、宫女多如云的皇家气派渲染得酣畅淋漓。古人评诗之善言富贵者,倒不在乎多用金呀、玉呀这类字眼,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漫叟诗话》)李白这两句,可谓乃善言皇家富贵者也。
据《后汉书》,赵飞燕及其妹均有宠于汉成帝,其妹居“昭阳舍”。但《三辅黄图》称赵飞燕居之,此即李诗所本。“昭阳”与“珠殿”相照应,因汉代昭阳殿就是多以“明珠翠羽饰之”。尾联指杨玉环也与赵飞燕一样,在宫中美貌第一,得宠亦第一。这里表面上似乎是一片赞美之词,实际上暗含讽刺。《诗经》中《君子偕老》一诗,是齐国人讽刺齐宣公夫人宣姜的。宣姜在宣公死后,与其庶子姘居生子。诗中盛赞她头饰、衣衫和容貌之美,惟独不赞扬她的品德。言外之意是讽刺宣姜缺德。李白以杨玉环比汉之赵飞燕,其言外之意自然将唐玄宗比汉成帝了。
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导致了“开元之治”。但到了后期,沉迷声色,任用奸佞。诗人是抱着“愿为辅弼”,“大济苍生”的愿望应诏入京的。而玄宗却只让他侍酒陪宴,“俳优蓄之”。诗人于失望之余,一再在应制诗中婉言讽谏,希冀沉醉于“温柔乡”中的皇帝能记取前朝荒淫祸国的教训,改弦更张,重振朝纲。这,就是此诗的微言大义吧。
此诗前三联对仗工整,全诗词藻华赡,音韵和谐,极富建筑美和音乐美,确实“律度对属,无不精绝”(《本事诗》)。且承转自然,一气呵成,诚如清人翁方纲所说:“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石洲诗话》)
肇自齐梁的宫体诗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情感缠绵悱恻,语言纤巧农丽,风格绮靡浮艳。但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却华丽而不失清新,铺张而不忘讽兴,如仙韶妙音,不同凡响。虽是奉命而作,却能自留地步。所以沈德潜说这组诗“于缘情绮靡中,不忘讽意,寄兴独远”(《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