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池，是北宋汴京著名的苑囿，风景美丽。这首词的特点是采用赋体，充分利用长调篇幅大、容量多的优势，尽量铺叙，尽情抒写，结合风景的描绘寄寓身世之慨，笔触细腻，委婉动人。
整个上阕好像展开一幅画卷，从汴京的顺天门一直铺向金明池，上有轻云淡曰，穹窿一般的天宇；中有似雪杨花，随风飘卷，间杂着三点两点细雨，洒向京城的大道，洒向大道上的游人。轻尘被细雨浥过，空气格外显得清新。而一枝鲜花伸出墙头绿茵似的芳草铺满长堤，风景格外优美。到了近郊，又只见水绕人家，桥当门巷。对对黄莺、双双紫燕，在花丛间飞来飞去。
词人在描绘这些景物时并不是纯客观地摹写，而是用多种手法加以衬托点染。第一是赋与自然景物认人的感情，即拟人化。此词所写的“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便带有“闺房之意”。花枝出墙，竟似美人一般，缅怀着惆怅之情，望着远去的王孙公子，是花枝惹人，还是人惹花枝，几乎难以分辩。第二是以动衬静。第三是注意色彩的点染。如青、紫、似雪的杨花，已正面写出三种颜色。至于“好花枝”当为红色，芳草与水，当为绿色，这是暗写。
下半阕转入抒情。过片以问句形式，紧扣上半阕所写之春景，转折之中，意脉不断。“怎得东君长为主，把绿鬓朱颜，一时留住？”一方面是表示对大好春光的一片留恋之情，一方面是抒发人生无常、青春难久的感慨。至此，整个词情便由欢乐转入纵酒听歌，由纵酒听歌再转入悲伤愁苦，结句则宕开一笔，逗“归欤”之叹。
此词上半阕着重写乐景，下半阕着重写哀情，“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诉”，写美人唱情歌，才子饮美酒，乐则乐矣，然其中已有及时行乐的颓放思想。此以表面之乐衬内心之悲，所以下面“况春来”三句把“伤心”“愁苦”倾泄出来。
此词结尾三句不是通常的以景语作结或情语作结，而是以动态作结。前面说“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感情已十分消沉；至“宝马嘶风，红尘拂面”，系回映前半阕游赏，本该感情一扬；然一“纵”字，则变为决绝语，意为即使游赏金明池再怎么快乐，词人也得回归故乡，感情极为沉痛。
张谓的诗，不事刻意经营，常常浅白得有如说话，然而感情真挚，自然蕴藉，如这首诗，就具有一种淡妆的美。
开篇一联即扣紧题意，写洞庭秋色。“八月洞庭秋”，对景兴起，着重在点明时间。“潇湘水北流”，抒写眼前所见的空间景物，表面上没有惊人之语，却包孕了丰富的感情内涵：秋天本是令人善感多怀的季候，何况是家乡在北方的诗人面对洞庭之秋。湘江北去本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多感的诗人联想到自己还不如江水，久久地滞留南方。因此，这两句是写景，也是抒情，引发了下面的怀人念远之意。颔联直抒胸臆，不事雕琢，然而却时间与空间交感，对仗工整而自然。“万里梦”，点空间，魂飞万里，极言乡关京国之遥远，此为虚写：“五更愁”，点时间，竟夕萦愁，极言客居他乡时忆念之殷深，此为实写。颈联宕开一笔，以正反夹写的句式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愁情：在乡愁的困扰下，翻开爱读的书籍已然无法自慰，登酒楼而醉饮或者可以忘忧。这些含意诗人并没有明白道出，但却使人于言外感知。同时，诗人连用了“不用”、“偏宜”这种具有否定与肯定意义的虚字斡旋其间，不仅使人情意态表达得更为深婉有致，而且使篇章开合动宕，令句法灵妙流动。登楼把酒，应该有友朋相对才是，然而现在却是诗人把酒独酌，即使是“上酒楼”，也无法解脱天涯寂寞之感，也无法了结一个“愁”字。于是，尾联就逼出“有怀”的正意，把自己的愁情写足写透。“故人京洛满”的热闹与诗人独处异乡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在章法上，“京洛满”和“水北流”相照，“同游”与“为客”相应，首尾环合，结体绵密。从全诗来看，没有秾丽的词藻和过多的渲染，信笔写来，皆成妙谛，流水行云，悠然隽永。
淡妆之美是诗美的一种。平易中见深远，朴素中见高华，它虽然不一定是诗美中的极致，但却是并不容易达到的美的境界，所以北宋诗人梅圣俞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清雅中有风骨，素淡中出情韵，张谓这首诗，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