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这首长歌中自状其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此诗继承李白、李贺诗歌特点，发挥丰富想象和夸张，以清高的节操，表达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权贵的蔑视。全诗运笔矫健奔放，游止自如，气势磅礴跌宕，神韵飞扬，表露出一种炽烈的豪情，深得李白诗中风韵。
诗的开头以故弄玄虚的方式隐却诗人或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这一类型自传的惯用手法，也就是“宛曲迁回的手法”。从这首诗中，高启和李白一样，也十分自傲。上来就说自己“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和李白那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是如出一辙的。然后说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当官，也不肯花言巧语地游说于贵人之前，而是自顾自地觅诗闲吟，田间农夫见了嗤笑，他也不理不顾。
接着从“蹑尽屩厌远游”到“不管乌免忙奔倾”这一部分，则突显出诗人淡泊名利，积然世外的性格特狂。其中“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直接表达了对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境界的向往。诗人沿袭了《五柳先生传》的模式，展现了一系列隐士生活的独有方式。如，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青丘子则“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五柳先生“性嗜酒”“造饮尽，期在必醉”；“酣赋诗，以乐其志”，青丘子也是终日嗜酒不醒，“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五柳先生即使“环堵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瓢屡空”也能晏如面对，青丘子同样安于贫困，“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淡垂华缨”，甚而对俗事不置一顾，“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免忙奔倾”。青丘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再世的五柳先生。
诗人极尽笔力地渲染其忘食、嗜酒的生活，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吟自酬赓”，满足自己的乐趣。在这里，诗人不顾旁人嘲笑，依然我行我素，忘情地沉醉于个人的诗意世界之中，其实已经“有违”其写作的初衷。这不是在为自己“解诗淫之嘲”，相反，诗人是“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说是“苦吟”，其实诗人“乐在其中”。这已不是在替自己辩解，简直是率性而为，任意而行了。这又是诗人在倾力于叙说隐逸生活中得以享受的乐趣。
诗人的狂傲不并不因此而收敛，接下来，随着诗人浪漫的思路，在幽静深邃的理想世界中，让自己的精神和心智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诗人“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在清寂空阔之间平抚心灵，斫元气，搜元精”，追寻天地万物的精华。诗人所有的诗情倾刻喷薄而发，直追生命的真谛。“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自然众生都在他的诗歌中被赋予了生命，活灵活现。诗人在天地间往来自由，随心所欲，探天究地，与神冥相遇，与江山争胜。此间诗人不仅诗情大发，而且诗艺大增，佳作频出，如听韶乐，如味在羹，“微如砹悬虱，壮若居长鲸，清同吸抗瀣，险比排峥嵘”，各体诗歌，无所不能。人在此境界中真是一种美伦美奂的精神享受。因为在红尘俗世中无以为乐，无人为伴，诗人没漏于“苦吟”之中，如醉如痴地“叫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其至“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相和吟通，以慰藉他内心的苦闷。开怀吟咏，就是诗人的生活的乐趣。所以，诗人是不会理会“旁人不识笑且轻”的。如果说诗人因为目空一切而触怒天帝，下令他遣返仙境，从此不得再吟唱，那么为了这份”江边茅星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的自由，诗人也宁愿放弃“五云阁下之仙卿”令人艳羡的生活。青丘子的随意无羁，纵放洒脱就是诗人理想的人格境界。
《青丘子歌》就是通过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世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让人们认识了这个明代诗人。
这是一首题画诗。作者借鹰言志，通过描绘画中雄鹰的威猛姿态和飞动的神情，以及搏击的激情，“曲尽其妙”（《瀛奎律髓》），从而表现了作者青年时代昂扬奋发的心志和鄙视平庸的性情。
全诗共八句，可分三层意思：一、二两句为第一层，点明题目。起用惊讶的口气：说是洁白的画绢上，突然腾起了一片风霜肃杀之气，这种肃杀之气，第二句随即点明：原来是矫健不凡的画鹰仿佛挟风带霜而起，极赞绘画的特殊技巧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这首诗起笔是倒插法。杜甫《姜楚公画角鹰歌》的起笔说：“楚公画鹰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先从画鹰之人所画的角鹰写起，然后描写出画面上所产生的肃杀之气，这是正起。而此诗则先写“素练风霜起”，然后再点明“画鹰”，所以叫作倒插法。这种手法，一起笔就有力地刻画出画鹰的气势，吸引着读者。杜甫的题画诗善用此种手法，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的起笔说：“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画鹘行》的起笔说：“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的起笔说：“沱水临中座，岷山到北堂。”这些起笔诗句都能起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四句为第二层，描写画面上苍鹰的神态，是正面文章。颔联两句是说苍鹰的眼睛和猢狲的眼睛相似，耸起身子的样子，好像是在想攫取狡猾的兔子似的，从而刻画出苍鹰搏击前的动作及其心理状态，是传神之笔，把画鹰一下子写活了，宛如真鹰。颈联两句是说系着金属圆轴的苍鹰，光彩照人，只要把丝绳解掉，即可展翅飞翔；悬挂在轩楹上的画鹰，神采飞动，气雄万夫，好像呼之即出，去追逐狡兔，从而描写出画鹰跃跃欲试的气势。作者用真鹰来作比拟，以这两联诗句，把画鹰描写得栩栩如生。
以上这两联中，“思”与“似”、“擿”与“呼”两对词，把画鹰刻画得极为传神。“思”写其动态，“似”写其静态，“擿”写其情态，“呼”写其神态。诗人用字精工，颇见匠心。通过这些富有表现力的字眼，把画鹰描写得同真鹰一样。是真鹰，还是画鹰，几难分辨。但从“堪”与“可”这两个推论之词来玩味，毕竟仍是画鹰。
最后两句进到第三层，承上收结，直把画鹰当成真鹰，寄托着作者的思想。“何当”含有希幸之意，就是希望画鹰能够变成真鹰，奋飞碧霄去搏击凡鸟。“毛血”句，见班固《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至于“凡鸟”，张上若说：“天下事皆庸人误之，末有深意。”这是把“凡鸟”喻为误国的庸人，似有锄恶之意。由此看来，此诗借咏《画鹰》以表现作者嫉恶如仇之心，奋发向上之志。作者在《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一诗的结尾，同样寄寓着他自己的感慨：“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
总起来看，这首诗起笔突兀，先勾勒出画鹰的气势，从“画作殊”兴起中间两联对画鹰神态的具体描绘，而又从“势可呼”顺势转入收结，寄托着作者的思想，揭示主题。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