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绝有兴寄，有深意，是一首颇具特色的即兴咏史诗。它采取了虚虚实实，若即若离，似明而晦，欲言而咽的表现手法来表达诗人的复杂心情。
“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这前二句是说，北风吹卷着白云使之翻滚涌动，我要渡过黄河到万里以外的地方去。
前二句显然化用了《秋风辞》的诗意，首句即“秋风起兮白云飞”，次句为“泛楼船兮济河汾”，从而概括的暗示着当年汉武帝到汾阴祭后土的历史往事，同时也不难使人联想到唐玄宗欲效汉武帝的作为。两者何其相似，历史仿佛重演。这意味着什么，又启示些什么，诗人并不点破，留给读者自行理会。然而题目却点出一个“惊”字，表明诗人的思绪是受到震惊的。难道这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遭遇而被震惊了吗？就字面意思看，似乎有点像是即景自况。他在汾水上被北风一吹，一阵寒意使他惊觉到秋天来临；而他当时正处在一生中最感失意的境地，出京外放。恰如一阵北风把他这朵白云吹得老远，来到了这汾水上。这也合乎题目标示的“汾上惊秋”。因此前二句的含义是复杂的。总的说来，是在即景起兴中抒发着历史的联想和感慨，在关切国家的隐忧中交织着个人失意的哀愁。可谓百感交集，愁绪纷乱。
“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这后二句是说，心绪伤感惆怅又逢上草木凋零，我再也不愿听到这萧瑟的秋风。
为了使读者体会这种心情，诗人在后二句便明确的加以说穿了。“心绪”此处谓愁绪纷乱。“摇落”用《秋风辞》中“草木黄落”句意，又同本于战国楚宋玉《九辩》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用以指萧瑟天气，也用来喻指自己暮年失意的境遇，所以说“逢”。“逢”者，愁绪又加上挫折之谓，暗示出心绪并非只是个人的失意。“秋声”即谓北风，其声肃杀，所以“不可闻”。听了这肃杀之声，只会使愁绪更纷乱，心情更悲伤。这就清楚地表明前二句所蕴含的复杂心情的性质和倾向。
实际上，这诗的表现手法和抒情特点，都比较接近阮籍的《咏怀诗》。此诗的抒情形象透露出诗人有寄托，有忧虑，有感伤；但究竟为什么，是难以确切肯定的。他采用这种手法，可能是以久与政事的经验，熟悉历史的知识，意识到汉、唐两代的两个盛世皇帝之间有某种相似，仿佛受到历史的某种启示，隐约感到某种忧虑，然而他还说不清楚，也无可奈何，因此只能写出这种感觉和情绪。而恰是这一点，却构成了一种独有的艺术特点：以形象来表示，让读者去理会。
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豪商富贾唯利是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和官商勾结的情形，表达了诗人对“高资比封君”的商贾的鄙夷，对“辛苦事寒耕”的农夫的同情。这首诗共有二十二句，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两句是第一段。这段总写了商人的唯利是图。诗人只用十个字，既指出了商人的游无定所，又点明了商人游为利并，非常深刻地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
第二段共有八句，具体地描述了豪商富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
《贾客词》中所披露的奸商牟利的手段有三：其一是“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这可以概括为“以次充好”。其二是“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这可以概括为“短斤少两”。其三是“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这可以概括为“倒手转卖”。奸商就是用各种手段牟取暴利，使他们的财富与日俱增的。然而商贾是贪婪无厌的。
“微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他们乞求神明保佑发大财，念念不忘的唯有一个“利”字而已。这段纯用白描手法，没有丝毫的修饰，没有半点儿夸张，使人感到非常真实，非常自然。这八句诗中，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对奸商的鞭挞的。诗人只是不厌其详地描写了商人牟利的手段。然而读者所感觉的却是诗人把奸商牟利的手段描写得越详细，对奸商的揭露就越深刻。诗人是用奸商自己的行动把奸商鞭挞得体无完肤的。这八句诗，虽然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表达诗人的感情的，但是字里行闻无处不充满着诗人对奸商的无比憎恨。
第三段共有十句，详细地描绘了豪商大贾富逾王侯，穷奢极侈的生活和官商勾结，豪商肆行无阻的情景，揭露了官商勾结造成的危害。
“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以商贾妻女装束的华丽，烘托了商贾的富豪。“高资比封君，奇货通幸卿”，一石二鸟，既讲明了豪商富贾家居“奇货”，资财无比，如何豪富，又揭出了他们致富的诀窍是以“奇货”通融“幸卿”。因为官府庇护豪商，所以豪商多有不法。奸商在官府的庇护下，象老鹰一样贪婪，使出一切手段抓钱，钱串子如条条盘龙，数也数不清。他们的巨大货船，航行在水路要道。他们的店铺高过高楼大厦。他们不论是行是止，时时都有歌舞音乐伴随，各地关卡，都不征收他们的税务。商之所以巴结官，是为了借助于官的“势”；官之所以庇护商，是为了捞点儿商的“财”。这对官商勾结的揭露非常深刻。
第四段是最后两句，紧接前段，在大肆铺陈豪商富贾如何奢华之后，提出了“农夫何为者”的发问，把“辛苦事寒耕”的“农夫”和“行止皆有乐”的“贾客”加以比较，卒章显志，表达了诗人对商贾的鄙夷和对农夫的同情，使诗的主题得到升华。农夫和贾客的比照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有此一笔，这首诗便不同凡响，无此一笔，这首诗则了无新意。
这首诗所反映的“四方之贾，以财相雄”、“贾雄则农伤”的情况是真实的。这首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对豪商富贾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对茹苦含辛的农夫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是一首抒发亡国之痛的词，词用笔极为婉曲，意境幽深，极尽吞吐之妙。
“梦冷黄金屋”词中描写的对象乃是一位不凡的美人。“黄金屋”用陈阿娇事。汉武帝年少时，长公主想把女儿阿娇许给他，汉武帝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贝班固《汉武故事》在这里作者借阿娇来写一位美人。词人自己朝思暮想的人不仅是美人，还有故国。起句意谓美人梦魂牵绕的黄金屋已变得凄冷，实际上含有故宫凄凉之意。“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写室内器物，见到自己曾经抚弄过的乐器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不禁感慨万千。故以一“叹”字领起，化实景为虚景。秦筝，弦柱斜列如飞雁成行的古筝。素弦，即丝弦。梦魂化莺飞回金屋，还认得旧时的绿色纱窗，雨过，只见荆桃果实已长得如豆大。“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正过雨、荆桃如菽。”令人心中升腾中怀旧惜春之感。“化作娇莺”梦魂化莺，想象不凡。笔力奇幻，独运匠心。金屋冷寂之境、秦筝尘扑之景，亦为化作娇莺所见。逆入平出，特见波澜。景物描写，虚实交错。
“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琼台，此处则指玉石所作的弹棋枰。弹棋局，其形状中央隆起，周围低平。李商隐诗称为“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无题》）、词人在此以玉制之弹棋局形容心中难平之恨。“此恨难平”总结上面各种情事，积愤难抑，自然喷发。词人由写景到抒怀。“消瘦影，嫌明烛。”借写消瘦的形象，表达一种悲凉的心境。借说“瘦影”，从而通过照出的反常心理曲折加以表露。
下片以“鸳鸯碎泻东西玉。”起笔。以杯碎酒泻比喻宋朝的覆亡。鸳楼，即鸳鸯楼，为楼殿名。东西玉，酒器名。这句从写和美人的分离，喻指和故国的永别。佳人已远离，眷恋情仍深，词人仍希望能重睹其旧日丰采。“问芳踪、何时再展？”流露出自己重见佳人的热切愿望，但“翠钗难卜”佳人踪迹何在？又表明这一愿望的实现何其渺茫。
“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说自己准备把那容颜描绘在生绡画幅上，想来还是宫人旧时的装束吧。生绡，未经漂煮的丝织品，古人用以作画。眉横云样，指双眉如同纤云横于额前。旧时的装束代指故国的形象。与美人分离，希重会而又渺茫，只好托之丹青。通过这几层描绘，把故国之思写得力透纸背。“彩扇红牙今都在”。彩扇红牙（歌舞时用具），旧时之物俱在，已物是人非，自己聆听盛世之音，百感交集，却知音难觅。此时怀恋故国之人已越来越少只好独自伤怀。作者的这种感叹是对民族意识已经轻淡薄的情况而发的。然以“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的词语表达，曲笔抒怀也。开元曲，借唐开元盛世的歌曲，此处指宋朝盛时的音乐。“空掩袖，倚寒竹”，借竹的高风亮节表现自己坚贞不渝的品德。
这是一首具有典型婉约风格的作品。在“梦冷黄金屋”起笔，以幽独伤情作结。表现了词人深沉的故国之恋和不同凡俗的高尚志节。词中借梦抒怀，使境界迷离。以美人为灵魂化身，写故国之思。词人曲笔道出心中郁积很久的块垒，虽用词较为清丽婉约，但表情却仍显酣畅淋漓。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