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通过写杏花的凋零,借以哀伤自己悲苦无告、横遭摧残的命运。词之上片先以细腻的笔触工笔、描绘杏花,外形而及神态,勾勒出一幅绚丽的杏花图。近写、细写杏花,是对一朵朵杏花的形态、色泽的具体形容。杏花的瓣儿好似一叠叠冰清玉洁的缣绸,经过巧手裁剪出重重花瓣,又逐步匀称地晕染上浅淡的胭脂。朵朵花儿都是那样精美绝伦地呈现人们眼前。“新样”三句,先以杏花比拟为装束入时而匀施粉黛的美人,她容颜光艳照人,散发出阵阵暖香,胜过天上蕊珠宫里的仙女。“羞杀”两字,是说连天上仙女看见她都要自愧不如,由此进一步衬托出杏花的形态、色泽和芳香都是不同于凡俗之花,也充分表现了杏花盛放时的动人景象。
以下笔锋突转,描写杏花遭到风雨摧残后的黯淡场景。春日绚丽非常,正如柳永《木兰花慢》中所云:“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但为时不久就逐渐凋谢,又经受不住料峭春寒和无情风雨的摧残,终于花落枝空;更可叹的是暮春之时,庭院无人,美景已随春光逝去,显得那样凄凉冷寂。这里不仅是怜惜杏花,而且也兼以自怜。试想作者以帝王之尊,降为阶下之囚,流徙至千里之外,其心情之愁苦非笔墨所能形容,杏花的烂漫和易得凋零引起他的,种种感慨和联想,往事和现实交杂一起,使他感到杏花凋零,犹有人怜,而自身沦落,却只空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无穷慨恨。”愁苦“之下接一”问“字,其含意与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相仿佛。
词之下片,以杏花的由盛而衰暗示作者自身的境遇,抒写词人对自身遭遇的沉痛哀诉,表达出词人内心的无限苦痛。前三句写一路行来,忽见燕儿双双,从南方飞回寻觅旧巢,不禁有所触发,本想托付燕儿寄去重重离恨,再一想它们又怎么能够领会和传达自己的千言万语?但除此以外又将凭谁传递音问呢?作者这里借着问燕表露出音讯断绝以后的思念之情。“天遥”两句叹息自己父子降为臣虏,与宗室臣僚三千余人被驱赶着向北行去,路途是那样的遥远,艰辛地跋涉了无数山山水水,“天遥地远,万水千山”这八个字,概括出他被押解途中所受的种种折磨。回首南望,再也见不到汴京故宫,真可以说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了。
以下紧接上句,以反诘说明怀念故国之情,然而,“故宫何处”点出连望见都不可能,只能求之于梦寐之间了。梦中几度重临旧地,带来了片刻的慰安。结尾两句写绝望之情。晏几道《阮郎归》末两句“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秦观《阮郎归》结尾“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都是同样意思。梦中的一切,本来是虚无空幻的,但近来连梦都不做,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反映出内心百折千回,可说是哀痛已极,肝肠断绝之音。
作者乃北宋著名书画家,其绘画重高写生,以精工通真著称于世。这种手法于此词的景物刻画中也有所体现,尤其上片对杏花的描绘,颇具工笔画的意蕴。
这首词是重阳节的感怀之作:绵绵清愁挥之不去,无尽的秋色也难以留住。屏风掩映下那深深的庭院,整日愁风冷雨,不曾停歇。好不容易天晴了,菊花吐露出芬芳,听说今天正是重阳节。回望天边那阴云和暮色中的树叶,不由产生无限的思绪。
与纳兰的这首《清平乐》相似的一首,是晏殊所写的一首《清平乐》,晏殊作为有名的词人,可以说是纳兰的前辈,晏殊那首《清平乐》如下: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
晏殊的这首小词抒发初秋时节淡淡的哀愁,语言十分有分寸,意境讲究含蓄。同样是抒发内心惆怅,纳兰的《清平乐》就显得更为简单直接一些,说愁便直接写愁,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的烦恼。“将愁不去,秋色行难住。”愁苦无法挥去,就连美丽的秋色都无法挥去愁闷。此处“将愁”表示长久的愁闷,秋色最是伤人的,因勾寂寥,故而最能引起人们的伤感,因为迟暮。因而能让人们无法释怀。
在秋色中想挥手赶走哀愁,这无疑是愁上加愁,而纳兰也丝毫不避讳自己对于忧郁的无能为力,他坦然地告诉人们自己真的是“将愁不去”。比起晏殊的含蓄和隐藏,纳兰毫无忌讳地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讲出来,丝毫不怕被世人址笑。
或者正是因为这份坦白。纳兰的词更显得有种直白的魅力,无人能够替代。接下一句是:“六曲屏山深院宇,日日风风雨雨。”屏风掩映下的庭院,日日风雨,愁云参淡,人在这里,就会被感染。
纳兰居住的庭院,为何会让他感到哀愁,其实境由心生,所谓的庭院深深,还不是自己内心凄苦,所以,才看什么都显出一副悲凉模样,是谁让纳兰如此哀伤,是住家的女子让纳兰神色清冽地立于窗前,眉头紧锁,无限恨,无限伤。
“雨晴山菊初香,人言此日重阳。”下片的风格稍显婉转,不再如上片那样晦涩,下片写到天气放晴,菊花绽放,香气扑鼻。然后词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正逢重阳之日。重阳是一个让人伤感的节日。古人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说的便是重阳,重阳节是个让人思念故人的节日。纳兰身逢重阳,想起往日,必然是感慨万千。今昔往日,多少不同,而今一同从脑海中掠过,那些过往,仿佛还历历在目。
黄昏正在换取这一天里最后的一抹阳光,暮日下的世界,被覆上了迷离的光芒。黑暗即将到来,带走这一天的明亮,重阳节也很快就会过去。第二天依然是崭新的一天,“回首凉云暮叶,黄昏无限思量”。只是在这即将告别白日的时刻,纳兰回首天边的云朵和落木,心头不禁思绪万千。这首重阳节感伤的词,写出了词人深埋心底的忧伤。
“翠叶轻笼豆颗均,胭脂浓抹蜡痕新”,写“未开海棠”的形态色泽。“豆颗”,豆子,此处借指花蕾。海棠花未开时,花瓣对合如豆状。像豆颗一样饱满的、小小的花蕾匀称地点缀在护惜着它们的翠叶之中。“轻笼”的“轻”,状写翠叶的欲笼未笼的情态,贯注了诗人对未开海棠的轻怜蜜爱。
“胭脂”,一种红色的颜料,常用来形容花的颜色。杜甫《曲江对雨》诗“林花著雨胭脂落”。此处以“胭脂浓抹”来形容海棠花蕾的红艳。恰如浓施胭脂的美人那样娇艳可爱,光采夺目。“蜡痕”,指海棠的花蒂,其状如蜡。梅尧臣《海棠》诗有“胭脂色欲滴,紫蜡蒂何长。”这里以“蜡痕新”来突出海棠花蒂的光泽,就像上过了蜡那样光泽闪烁。“轻笼”“浓抹”相对照,一写情,一描色,使未开海棠不仅有了人的感情,而且有了浓妆艳抹的美人的容颜。
“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转而抒情。诗人殷勤地嘱咐新生的海棠一定要把花梢上的露珠留住。倘若把那美丽的红色滴下来,就真要为春天而感到可惜了。
“生红”,指花朵鲜活的红色。王安石《咏秘诗》“一撮生红慰不平”,元好问也常用“生红”来指代花,如“一树生红锦不如”,“生红点点弄娇妍”等。此处,以“生红”来呼应“胭脂”。诗人害怕晶莹欲滴的露水溶解了花上的胭脂,表现了诗人爱美的心情,同时把海棠花苞那红艳欲滴的景象写得十分生动传神。元好问还有一首《清平乐·杏花》说:“生红闹簇枯枝,只愁吹破胭脂。”和这首诗的用词相类,意旨相似。“殷勤”“可惜”,抒情色彩浓烈,充分表达了诗人珍爱美好事物,惟恐芳菲易尽,“惜春只恐春归去”的深挚情感。
这首诗用笔细腻独到,写景设色富有情韵;抒发了作者惜春的情怀,不仅包含着对含苞欲放的海棠花蕾的怜爱,更隐含着对岁月倏忽、青春易逝的人生感叹。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