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巧妙地借王维、刘禹锡等的“桃源仙境”之说，摒排众议，指出朝代神仙之说的荒唐，认为桃园的本来面目只不过传说。全诗以议论始又以议论终，中间夹以桃源故实的铺叙与桃源图画的描绘，从而使议论新而不空，描叙平中见奇。
王维《桃源行》只重本事，层层叙写，句句本色，不露凿痕，被后世誉为千古绝唱。后人再作，必出新意，若无意，不必重作。韩愈借桃源图画为题材，力辟神仙之说，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摒排众议，恢复桃花源的本来面目；桃花源不过是传说之乡、想象之境。
韩诗所以能与王诗并肩要在有二：一是否定了前人，包括王维把桃花源写成“仙境”，而蛊人“出世”的主题。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这种思想在韩愈的时代是进步的，也是韩诗高出的原因。二是诗的写法与语言的运用，起结照应，道出题旨，中先叙画作案，次写本事，间议提顿，语尽铺张，通畅流利，雄浑奇伟。章法结构翻波叠浪，曲折有致。在句法上，其它七言古多用对句，而韩诗多用奇句，句法多变，形成了这首诗流利奇伟的特点。
全诗以议论开始，以议论结束，中间夹以桃花源中的故实，既突出了议论的意义，又不显得空泛。
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这首词的上片描绘了夏夜环境的清幽美丽，烘染出词人的闲适之趣；下片着重描写笙声及夜风，状其清凉，从侧面表现词人的悠然自得和厌弃世俗荣华之情。全词表明了词人一种清高和孤芳自赏的人生态度以及内心对红尘中追求功名富贵的俗人的些许不屑。
“栖乌飞绝，绛河绿雾星明灭。”语出唐杜审言《七夕》诗中“白露含明月，青霞断绛河”句。起首两句造境，表现出夜幕初降时的宁静和清幽。“绛”和“绿”色彩明丽，烘托出夜空的美丽宁静。
“烧香曳簟眼清樾。”这一句写词人的举动，该句用三个动作表现了词人的恬淡闲适，写得极为淡雅而富有情调。
“花影吹笙，烧地淡黄月。”这两句写词人之所见所闻，有声有色，写尽了月夜的优美怡人，使人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愉快。
“好风碎竹声如雪，昭华三弄临风咽。”这两句细状风中笙声给人的感受。“声如雪”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以视觉和感觉写听觉，极为传神地传达出笙声带给人的清凉美感。
“鬓丝撩乱纶巾折。”这一句言夜风之势，但并无萧瑟之意，反而使人感到彻骨的舒爽。
“凉烧北窗，休共软红说。”这其中的快乐和情致虽细微，却实实在在，那些为了功名利禄碌碌奔走于红尘中的人，是不会感受和理解得到的。这两句表现了词人鄙视荣华富贵的淡泊宁静的心境，并流露出颇为自得的情绪，颇有晋代陶渊明“夏夜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的悠悠然之感。
全词意在表现弃官隐居的快意，写景细腻、生动，意境清幽而不低沉，很好地烘托了词人的心境。词作抒情委婉含蓄，于娓娓的描写叙述中传达出月下临风听乐的清新美感，不愧是一首情景交融的佳作。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