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若要把白居易《琵琶行》裁剪为四句一首的绝句，实在叫人无从下手。但是，《琵琶行》作者的这一首《夜筝》诗，无疑提供了一个很精妙的缩本。

　　“紫袖”、“红弦”，分别是弹筝人与筝的代称。以“紫袖”代弹者，与以“皓齿”代歌者、“细腰”代舞者（李贺《将进酒》：“皓齿歌，细腰舞。”）一样，选词造语十分工整。“紫袖红弦”不但暗示出弹筝者的乐妓身份，也描写出其修饰的美好，女子弹筝的形象宛如画出。“明月”点“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倘如“举酒欲饮无管弦”，那是不免“醉不成饮”的。读者可以由此联想到浔阳江头那个明月之夜的情景。

　　次句写到弹筝。连用了两个“自”字，这并不等于说独处（诗题一作“听夜筝”），而是旁若无人的意思。它写出弹筝者已全神倾注于筝乐的情态。“自弹”，是信手弹来，“低眉信手续续弹”，得心应手；“自感”，弹奏者完全沉浸在乐曲之中。唯有“自感”，才能感人。“自弹自感”把演奏者灵感到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写得惟妙惟肖。旧时乐妓大多都有一本心酸史，诗中的筝人虽未能像琵琶女那样敛容自陈一番，仅“闇低容”（闇：àn，黯淡）三字，已能使读者想象无穷。

　　音乐之美本在于声，可诗中对筝乐除一个笼统的“弹”字几乎没有正面描写，接下去却集中笔力，写出一个无声的顷刻。这无声是“弦凝”，是乐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无声是“指咽”，是如泣如诉的情绪上升到顶点所起的突变；这无声是“声停”，而不是一味的沉寂。正因为与声情攸关，它才不同于真的无声，因而听者从这里获得的感受是“别有深情一万重”。

　　诗人就是这样，不仅引导读者发现了奇妙的无声之美（“此时无声胜有声”），更通过这一无声的顷刻让读者去领悟想象那筝曲的全部的美妙。《夜筝》全力贯注的这一笔，正是《琵琶行》中“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一节诗句的化用。

　　但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琵琶行》得意的笔墨，是对琶乐本身绘声绘色的铺陈描写，而《夜筝》所取的倒是《琵琶行》中用作陪衬的描写。这又不是偶然的了。清人刘熙载说：“绝句取径深曲”，“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背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艺概》）尤其涉及叙事时，绝句不可能像叙事诗那样把一个事件展开，来一个铺陈始末。因此对素材的剪裁提炼特别重要。诗人在这里对音乐的描写只能取一顷刻，使人从一斑见全貌。而“弦凝指咽声停处”的顷刻，就有丰富的暗示性，它类乎乐谱中一个大有深意的休止符，可以引起读者对“自弹自感”内容的丰富联想。诗从侧面落笔，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

　　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

　　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是一首艳情诗。

　　首句“来是空言去绝踪”凌空而起，次句“月斜楼上五更钟”宕开写景，两句若即若离。这要和“梦为远别啼难唤”联系起来，方能领略它的神情韵味。远别经年，会合无缘，夜来入梦，两人忽得相见，一觉醒来，却踪迹杳然。但见朦胧斜月空照楼阁，远处传来悠长而凄清的晓钟声。梦醒后的空寂更证实了梦境的虚幻。如果说第二句是梦醒后一片空寂孤清的氛围，那么第一句便是主人公的叹息感慨。

　　颔联出句追忆梦中情景。“梦为远别啼难唤”，远别的双方，梦中虽得以越过重重阻隔而相会；但即使是在梦中，也免不了离别之苦。梦中相会而来的梦中分别，带来的是难以抑止的梦啼。这样的梦，正反映了长期远别造成的深刻伤痛，强化了刻骨的相思。因此对句“书被催成墨未浓”写梦醒后立刻修书寄远。在强烈思念之情驱使下奋笔疾书的当时，是不会注意到墨的浓淡的，只有在“书被催成”之后，才意外地发现原来连墨也成磨浓。

　　梦醒书成之际，残烛的余光半照着用金钱绣成翡翠鸟图案的帷帐，芙蓉褥上似乎还依稀浮动着麝熏的幽香。六、七句对室内环境气氛的描绘渲染，很富有象征暗示色彩。刚刚消逝的梦境和眼前所见的室内景象在朦胧光影中浑为一片，分不清究是梦境还是实境。烛光半笼，室内若明若暗，恍然犹在梦中；麝香微淡，使人疑心爱人真的来过这里，还留下依稀的余香，上句是以实境为梦境，下句是疑梦境为实境，写恍惚迷离中一时的错觉与幻觉极为生动传神。

　　幻觉一经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室空人杳的空虚怅惘，和对方远隔天涯、无缘会合的感慨。尾联借刘晨重寻仙侣不遇的故事，点醒爱情阻隔，“已恨”“更隔”，层递而进，突出了阻隔之无从度越。

　　全篇围绕“梦”来写离别之恨。但它并没有按远别——思念——入梦——梦醒的顺序来写。而是先从梦醒时情景写起，然后将梦中与梦后、实境与幻觉来柔合在一起，创造出疑梦疑真、亦梦亦真的艺术境界，最后才点明蓬山万重的阻隔之恨，与首句遥相呼应。这样的艺术构思，曲折宕荡，有力地突出爱情阻隔的主题和梦幻式的心理氛围，使全诗充满迷离恍惚的情怀。

　　此诗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此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首句至“兼问致折何因缘”，主要是描绘折臂翁的外观形象，并向第二段过渡。第二段是全诗的主体，自“翁云贯属新丰县”至“万人冢上哭呦呦”，长达三十四句。此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事，不仅使诗产生了真切自然之感，而且增强了诗叙事内容的可信程度。第三段自“老人言，君听取”至结束，诗人又直接出面，发表议论。

　　这位老人的籍贯属于原来的新丰县。他本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圣明的朝代，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开元时期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代；他不懂得旗枪弓箭为何物，而听惯了宫苑梨园中传出的歌舞管弦之声。可是好景不长，天宝时期，云南一带烽烟四起，朝廷大肆抽丁，在凄惨的哭泣声中，儿子告别母亲，丈夫告别了妻子。因为他们听说云南泸水一带，瘴气迷漫，更何况还要徒步渡过那热如沸汤的大河呢！据说前后奔赴战场者，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很不幸，征兵的名册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夜深人静，他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从此他变成了残废，但也由此逃脱了远征云南之苦。作为一个断臂的残废人，他是不幸的，因为六十年来，伤痛时肘折磨着他；但他从未后悔，因为他又是幸运的，他没有做云南万人冢上的望乡鬼，他毕竟还活着，虽然活得并不舒服。

　　作品最后一段“老人言，君听取”云云，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开元时的贤相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而滥用武力，对于杀敌有功的天武军牙将郝灵佺并没有论功行赏，仅在次年授他为郎将，这样做防止了与少数民族的纠纷，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杨国忠之流为达到个人邀功固宠的卑鄙目的，不惜开边寻衅，视数十万人的性命为儿戏，驱赶他们到环境极为恶劣的边远地区去作战，造成千万个家庭的悲剧，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把宋璟与杨国忠作了鲜明的对比，其褒贬倾向不言自明。他对宋璟的行为是赞赏的，他反对不义战争，希望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显示出诗人的宽大胸襟和善良的愿望。

　　此诗在结构上很有特色，完全符合诗人《新乐府序》所谓“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要求，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照应。在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时，仍不忘以新丰折臂翁的悲惨遭遇作为富有说服力的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