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七言绝句，除“深”“逢”平仄不拘外，完全符合平起首句入韵格律。因为“垂纶”即垂钓，所以这首诗描写的正足孤独的垂钓者。钓者独处静谧之地，长潜烟雨之中，不与人世相通。诗名《赠渔父》，自然要赞美渔父。全诗通过环境描写，虚拟对话，刻画了与地无争的老者形象。
第一句的正面环境描写勾勒了山泽野趣，而第三句是其补充。芦花盛开，一江皆白，蔚为壮观。芦苇一般九月开花，北方降温，故称“寒水”。杜牧另一首《泊秦淮》也曾写过“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三国魏刘桢《赠从弟》曾曰“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深泽”与“水畔”化用了战国屈原《渔父》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本句中，风来苇曳，鱼去纶摇，而一个“静”字反衬出了渔父娴熟的技巧和沉稳的心态。
第二句由空间转换到了时间。“月夕烟朝”是指晚上的月光和清晨的薄雾。由于夜钓和雾钓时能见度较低，垂钓肯看不清鱼漂，所以此句暗示渔父技艺高超。又由于所写时间是夜间，所以此句也暗示渔父昼伏舟中，离群索居。渔父隐逸自处，已非一日，而是“几十春”，彰显了坚定的意志和脱俗的境界。明儒杨慎《临江仙》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与此格局相类，因置于《三国演义》开篇而脍炙人口。
第三、四句由描写转入记叙。秋冬岸边，喃喃自语。横舟独钓，皆遇醉人。“孤舟寒水”的意象化用了柳宗元《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醒人”取自屈原的《渔父》，文中三闾大夫屈原解释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未逢拔俗之士，说明他自己深悟归隐之道；老者向作者诉说岸边际遇，也暗示作者自训为世外高人。
这首诗诗意象明确，节奏舒缓，格调清幽，境界深远，是一首刻画江边隐士的佳作。
“翩与”二句，是写北行时寂寞凄凉的情怀。翩然和回归北方的鸿雁共同北行。登山临水，据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这里借用此句来表达诗人的离乡之愁。
“江南”二句就真实地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痴情。“江南”句是古诗名句，据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里借用此句点明了北上的时间，正是江南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样美好的季节离开故里北上，留恋之情更加难舍难分。
在交待了离乡的时间以后，“五夜”二句又进一步交待了北行的原因。“五夜”即五更，这里指通宵。“伏枥”出自曹操《步出夏门行》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左计，失策。躬耕，亲自耕作。这两句的意思是：通宵不眠，我象伏枥的老马壮心不已;没有亲自操作于田野，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了。这就是说，我还有壮志未酬，所以还不能归隐田园。那么，他的壮志是什么呢? 最后两句做了交待。《两当轩集》前言说：“黄景仁的诗歌主要是反映个人身世的穷愁不遇，抒发寂寞凄凉的情怀为多，虽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但有些作品的基调较低沉。”黄景仁对自己诗歌的这些不足之处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嫌诗少幽燕气”，也就是说缺乏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所以才“故作冰天跃马行”，为了转变“少幽燕气”的诗风，诗人甘愿从草长莺飞的江南到冰天雪地的北方跃马前行。
这首诗巧用比兴，含意深远。语言明快晓畅，而又妥贴传神，富有表现力。“故作冰天跃马行”一句含蓄而隽永，似是在写诗人在冰天雪地中跃马前行，实则是写出诗人希望自己的诗要有“幽燕气”。向豪壮处发展。全诗不乏佳词警句，含英咀华，耐人寻味。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