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南是个好地方,那里的风光我曾经很熟悉。春天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花照得比火红,碧绿的江水绿得胜过蓝草。怎花叫人不怀念江南?
江南的回忆,最让人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游走在天竺寺中寻找中秋盛开的桂花,登上郡亭枕卧其上,观赏起落的潮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
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容易想起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迷人的芙蓉。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
注释
谙:熟悉。作者年轻时曾三次到过江南。
江花:江边的花朵。一说指江中的浪花。
红胜火:颜色鲜红胜过火焰。
绿如蓝:绿得比蓝还要绿。如,用法犹“于”,有胜过的意思。蓝,蓝草,其叶可制青绿染料。
桂子:桂花。
郡亭:疑指杭州城东楼。
看潮头:钱塘江入海处,有二山南北对峙如门,水被夹束,势极凶猛,为天下名胜。
吴宫:指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的馆娃宫,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
竹叶:酒名。即竹叶青。亦泛指美酒。
吴娃:原为吴地美女名。此词泛指吴地美女。
醉芙蓉:形容舞伎之美。
早晚:犹言何日,几时。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能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能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能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能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能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民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
诗的前四句写因暑热而思风,担心天下的人苦热,产生了思风的愿望。后四句写对风的祝愿,从江海水中风能带来降雨。全诗抒发诗人忧世济民的情志,诗词笔力雄健,有气魄。
诗的开头两句紧扣标题从暑热入笔,诗人因自己遭受赤热,而担心天下人的为赤热所苦;次句点“思风”,因担心天下的人苦热,就产生了思风的愿望。这两句寄情深远,是诗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声音。
第三四两句,进一步抒吐了作者“济世泽民”的赤忱,这是高昂振拔的笔墨。第三句寄望于风能卷雨,使年岁不致成为旱年而使人民遭受旱灾;第四句寄望于风能驱尽闲云,使高空晴朗,现出一个澄清的世界。“无岁旱”则民受恩泽,“放天高”则时运清平。寄托的寓意极为明显。这两句仍从思风着笔,但笔力千钧,使诗意更深一层。
第五六两句,是对风的祝愿,在句法上是从陡峭中进行转折。以虚笔写风,驰骋想象,寄托希望,祝愿风啸不随权势威力,随虎口以轻啸;而要给卑贱者以动力,助鸿毛以高飞。设想相当奇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立身处世的高节。
结尾两句,是思风的余文。其实不然,而是作者想到无边无际的江海,虽然可爱,但江海必须借助于风的威力,兴风作浪,使江海激荡,给世界增添奇景壮观。使有志之士得以开拓万古的胸怀,因思风以济天下之忧,拓展笔势,展示理想,使意境升华。这两句为思风别开生面,收到余音绕梁的效果。
这首诗以暑热而担心天下百姓念及救济天下人的饥渴,渴望社会清平之情,深见作者忧时之情和济世之志。诗词笔力雄健,思致高远,造意奇崛,令人联想奇妙。
本篇写女子伤春,寄托她的身世之感。
“蛾蕊颦深,翠茵蹴浅,暗省韶光迟暮”——花,深深地皱着蛾眉,如茵的绿草也因人的践踏而变短。蛾,蛾眉。蕊,指花。浅,短。“颦深”,从形方面写出花残,从神方面写出花怨。“蹴浅”,谓草经过无数游春者的践踏,已狼藉枯萎。首二句描绘出一幅暮春景色,并暗点“怨”字,笼罩全篇。两句带出第三句,写抒情主人公由眼前残春之景而引起对“韶光迟暮”、青春易逝的“暗省”和感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因此,从诗词作品所描写之“物”中的感情色彩,亦可知作者或抒情主人公的心态。“颦深”虽写的是花,却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哀伤与愁怨。是的,百花凋残,“乱红”处处,已能令自感“迟暮”的女子触忤愁肠,何况她又是一个“情种” ?“断无”二句,由上文“迟暮” 生发,进一步从正面写出她由暮春之景而引起的哀伤。“断无”句以双重否定,再加一个“断”字,写出“痴”之必然。“替消魂”二句,由“痴”字带出,既是伤春,亦是伤己。下面承“乱红”写出落花飘零之“苦”:“飘零信苦。只逐水、沾泥太误。”信,实在。“逐水沾泥”,这就是落花的命运! 春花娇美,命运如斯,显然是“太误”了。三句伤花,隐含着伤春女子的身世之叹。“送春归,费粉娥心眼,低徊香土” ——她盘桓于沾满落花的土地上,送别春归,百感交侵。粉娥,谓靓妆美女。“费”字,突出“送春归”的万千思绪。“低徊”从行为写其盘桓沉思之状。
上片伤春中隐含伤己之情,下片伤己之情由隐而明,刻画伤春女子的复杂心理,突出一个“怨”字。
过片一句,上承“低徊”,下启全片。她“随步”于落红狼藉的园中“香土”,“着意怜花,又怕花欲妒”——一“怜”、一“怕”,表现受过创伤的女子的复杂心态。但是,她还是要“怜花”的,不仅因为落花之可怜,还因为落花有与自己相似的“逐水沾泥”的“飘零”命运。“莫辞身化作微云,傍落英,已歌犹驻”——她停下来,为落花唱着伤悼之歌; 她愿化作“微云”,傍着那遍地狼藉的落花。以下由怜花而伤己:“哀筝似诉。最肠断、红楼前度”——前次在楼上跟爱人作别之时,她愁肠欲断; 她弹着筝,哀声阵阵,如泣如诉……“恋寒枝昨梦、惊残怨宇”——如今,她独守寂寞的空楼,一如鸟之寒枝独栖。昨晚梦中惊醒之时,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哀筝” 以下,由花及己,终于写出被遗弃的哀怨。至此,读者不难窥知词中 “迟暮”、“消魂”、“信苦” 、“太误”、“欲妒”的真实含义。
要之,上片伤春,意在言外; 下片怜花伤己,意见言内; 最后以“怨”字为结穴,点明题旨。全词句句相联,连绵不断,正好表达抒情主人公缠绵悱恻之情。本篇所写,虽是传统之题材,但凄凉怨断,宛曲渊微,在同类作品中别具特色。
李益的边塞诗,主要是抒发将士们久戍思归的怨望情绪,情调偏于感伤,但也有一些慷慨激昂之作,《塞下曲》便是这方面较著名的一首。
诗以前代戍边名将作比,抒发了将士们的豪情壮志。头二句夸赞东汉两个名将马援和班超。“伏波惟愿裹尸还”,这句说的是马援的故事。东汉马援屡立战功,被封为伏波将军。他曾经说:男儿当战死在边疆,以马革裹尸还葬。“定远何须生入关”,这句说的是班超的故事。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的叛乱,封定远侯,居西域三十一年。后因年老,上书皇帝,请求调回,有“但愿生入玉门关”句。
以上两句说:为保家卫国,边塞将士应长期驻守边疆,宁愿战死疆场,无须活着回到玉门关。后二句表示灭敌及长期卫边的决心。
“莫遣只轮归海窟”,“只轮”,一只车轮。《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晋人及姜戎败秦于肴..晋人与羌戎要之肴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返)者。”“海窟”,本指海中动物聚居的洞穴,这里借指当时敌人所居住的瀚海(沙漠)地方。这句意思是说,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
“仍留一箭定天山”,“一箭定天山”,说的是唐初薛仁贵西征突厥的故事。《旧唐书·薛仁贵传》说:“唐高宗时,薛仁贵领兵在天山迎击九姓突厥十余万军队,发三矢射杀他们派来挑战的少数部队中的三人,其余都下马请降。薛仁贵率兵乘胜前进,凯旋时,军中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以上两句意思是说:“要全歼敌人,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而且应该留驻边疆,叫敌人不敢再来侵犯。”
这首诗通过东汉马援、班超和唐初薛仁贵三个名将的故事,讴歌了将士们激昂慷慨、视死如归、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反映了当时人民要安边定远的心愿。全诗情调激昂,音节嘹亮,是一首激励人们舍身报国的豪迈诗篇。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