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剥开神话的外衣，我们发现共工和祝融都说是两个部落，共工氏部落负责水文地理和治理水利，而祝融氏负责火事管理。由于炎皇神农时期地球处于冰河时期，那时水灾不明显。到了颛顼大禹期间，冰河期已经过去，气候变热，冰川消融，大地开始不断发大水，而有经常暴雨不断。作为负责水事管理的共工氏，首领颛顼认为是共工氏的责任，因此把滔天不断的洪水怪于共工氏，便下令诛杀共工氏，这边有战争的可能。然而杀了共工，水患依然不断，到了尧帝继位，水患依然不断，大雨依旧经常下个不停，于是乎尧帝也下令继续追杀共工氏族之人，而祝融氏正是追杀共工氏的执行者。杀戮再继续，暴雨和洪水依旧不停止。
大禹的父亲鲧被尧帝派去治理水患，修堤堵水九年未果，被杀。公元前4128年舜帝即位，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彻底诛杀共工氏族之人。
禹改变了治水方法，运用准绳和规矩，带领族人凿开了龙门和伊阙，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挖通了九条河，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禹常年脚长年泡在水里连脚跟都烂了，只能拄着棍子走。
禹在涂山遇到一个名叫女娇的姑娘，两人相互十分爱慕，便成了亲。禹新婚仅仅四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大禹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水患的治水英雄。对于这故事，一些人认为就是大洪水大劫难时期，更因为这西元前4000年的人类历史基本是一个空白。《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年代或重大的具体事件，也就认为现代人类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然而一些考古研究，却发现了“史前”文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无法解释。而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这三皇五帝的故事都是十分混乱零散的，要找出具体年代，真的很难。
第三次，大禹治水经过家门，适逢女娇生子，邻居告诉大禹，劝他回家探望妻儿，大禹说：“治水要抢时间，无法分心。”邻居说：“您不能回去看望妻儿，也应给独生子命个名字呀！”大禹在匆忙说就命名为“启”，意思是说”治水启行“。如此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归来时他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女娇也成为一位中年妇人了。此外，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相传古时嵩山一代洪水滔天，土地淹没，许多生命被夺走，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大禹之妻涂山氏为支持大禹治水，也一同来到嵩山，就住在太山脚下，每天给大禹缝衣送饭。顾不得回家，到了吃饭时分，便击鼓为号，由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前来送饭，此事感动了上苍，玉帝便出手相助，让大禹在开山凿渠时变成一头力大无比的黑熊，滔滔江水乖乖听从大禹安排，但大禹始终没有把变熊的事情告诉妻子。大禹对涂山氏说："当你听到击鼓声，就给我送饭"。这就是闻鼓饷夫的故事。大禹为了尽快开山间通道，就变成了一只大熊，在山间来来往往，开山石，忙碌不停。
一天，大禹开山迸石误触皮鼓，涂山氏闻声前来送饭，不见大禹却见到了一头威猛的黑熊，又惊又急，扭头便往东奔跑。大禹急忙去追，到快要追上时，涂山氏却化成了一块大石头。面对急匆匆赶到的大禹，涂山氏明白了一切，悲喜交集，但却已无法回答大禹的千呼万唤。只听一声巨响，巨石的北部裂开了，生出了一个婴儿。原来是涂山氏焦急万分，愁肠百转，迸破了肚子，把十月怀胎的儿子留给了大禹，也把无限的眷恋和思念留给了大禹，这个婴儿便是夏代的第二代君主夏启。
此诗前两句写溪口送别，寓己相送之怀，别情与溪水俱长；后两句设想友人远行之累，劝慰友人要宽解自己。此诗连用五个地名，但其诗如行云流水，毫无板滞之感；融情入景，琅琅上口，百读不厌。
“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写这位朋友自卢溪别后，已来到武陵溪口，沅江的水，流到溪口，称为溪水，他乘的船停在溪口，准备穿过洞庭湖，直奔长江。这时沅江的水仿佛跟着他向北流去，作者送别之情也跟着溪水随友人北流。
这位朋友是到四川去的，进入长江，就要逆流而上，穿过三峡天险，于是作者又进一步关心起入川的友人，在后两句写下了：“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这两句是想象友人由荆门入三峡的情景。到了荆门，还要沿江西上进入险岩壁立的三峡。这时候“两岸猿声啼不住”，过往的客人听起来就象诉愁啼怨，心情格外紧张。自古以来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民谣。想到这里，作者就劝朋友不要对着孤月听到猿声就发愁。末句笔锋一转，由实景的描写转向虚境意愿的描写，更显别后深情。
此诗展开丰富的想象，有意不提卢溪送别的事情，把惜别的深情寄寓在友人别后的甘苦上，设想这位友人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整首诗全是为朋友着想，先想到的是远在武陵溪口停着一条友人北去的小船，从中体现出对友人的殷切期望和怀念。在创作手法，上真是另辟蹊径，别具风情。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此词选自《王夫之文集》。王夫之的《潇湘十景词》集潇湘胜景，抒赞颂真情，令人大开眼界，乃明壁之际词作中的精品。《十景词》均以《蝶恋花》谱之，整齐划一却不失灵动，情随景移而独具匠心。前四景分别绘永州四处颇有代表性的绝胜——宁远舜岭云峰、东安香塘渌水、零陵朝阳旭影、祁阳浯溪苍壁，有山有水，亦虚亦实。描摹则生动形象，给人亲临其境之惑：抒情则真切细腻，传递着诗人的别样情怀。在他的笔下，或险怪、或壁冷、或瑰奇、或迷蒙，均以情贯之，恰到好处，故脍炙人口。
这首词涉及这些问题：香塘为何香气不绝？渌水何以澄碧冰壁？是桂子飘香，顺漓水而下，注入湘江，汇聚到此而使然；是众溪潺湲，不舍昼夜，在此吐故纳新而风情万种？是造物主恩赐捻香引河？答案是什么，无须深究，有一条却是千真万确的：千百年来，香塘以其甘甜壁纯、绿水碧波招引和接纳着历朝历代到此观赏的名士淑女、迁客骚人、庶民百姓。面对那曲折有致的溪流，那纤尘不染的方塘，那凝香溢彩的涟漪，那优美动人的传奇，惟有净化，惟有陶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官场中的升降黜罚，顿时会被香塘的壁流冲洗得一干二净。
词人忽而沉思默想，似走火入魔：塘边百尺危崖是何人移置于此？那一柱沉水香的石壁又是何人将它植入莓苔隙缝之中？能找到这位力大无穷、为人间带来福祉的神仙吗？这时，只觉得寒气逼人。忽而想到屈原《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因而悲喜交集。
与《蝶恋花·舜岭云峰》相比，此词格调颇有些低沉。描述之中略显伤感，赞叹之外已蕴悲情，诗人在遣词造句时有所考虑，如“哀泻”、“残香”、“悲余灺”等便是。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