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燕昭王延请郭隗，高筑起了黄金台。
剧辛从赵国投奔燕国，后来邹衍也从齐国奔来。
可是如今的当政者，却弃我如同尘埃。
他们宁肯花珠玉来买歌看舞，却以糟糠养贤才。
此刻我方明白，黄鹄为什么要远君而去，千里高飞独自徘徊。
注释
燕昭：即燕昭王。
延：聘请。
郭隗：战国时燕国人。
黄金台：据《上谷郡图经》载，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剧辛：战国时燕将，原为赵国人，燕昭王招徕天下贤士时，由赵入燕。
邹衍：亦作驺衍，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齐国人。
奈何：怎么，为何。
辛云士：指身居高位的人，即达官显贵。
买歌笑：指寻欢作乐。
黄鹄举：相传春秋时鲁国人田饶因鲁哀公昏庸不明，自比为“一举千里”的黄鹄（古书中“鹄”、“鹤”常常通用），用“黄鹄举矣”，表示要离开鲁国。举：高飞。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时。时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燕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燕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时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发云士只是指那些飞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发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只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只，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时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鹄鹄举矣！只鲁哀公问他“鹄鹄举只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只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时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只，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鹄鹄举只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鹄鹄举只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只，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时。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时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时的构思和时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时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时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此诗当为李白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将离开长安时所作。因仰慕尊重人才的燕昭王，对当权者不重用贤士而不满，有感而作。
燕昭王礼贤下士，是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士阶层所景仰的贤王，郭隗等得遇明主，被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士阶层所羡慕。李白用燕昭延郭隗典所写的诗不只一首，大多是抒发了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
这首寄慨而抒怀的五言古诗，开篇四句即以燕昭王求贤的典故入诗，其旨意是十分明显的。“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郭隗、剧辛、邹衍皆为当时之名士。据《史记·燕世家》载：燕昭王以被齐国袭破为耻，决心招揽天下贤士以报齐仇，郭隗对燕昭王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意思是君王要想招贤揽士，不如先从我开始，这样比我贤能的人都会不远千里来归附于君王。燕昭王立即为郭隗筑宫室并以师尊之，又筑高台，置千金于上以延请天下贤士，这样一来，剧辛、邹衍、乐毅等名士皆纷纷而至，燕国遂强大。在这四句诗里，李白即表达了自己对燕昭王的仰慕，也显露了自己对郭隗等贤才得遇明主的企羡，而生不逢时的喟叹也充溢了字里行间。如果说前四句旨在颂古中透露出自己的愿望和企羡，而中四句则意在讽今中表明自己的激愤和不平。“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青云士，原指立德立言的高尚之人。语出《史记·伯夷传》：“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意思是出身低微的人，只有依靠高尚的人才可能扬名人世而不被埋没。细味诗中的“青云士”，诗人是反其意而用之，恰恰是指那些无德无才的尸位素餐者，他们既无能辅佐君主，又无德选贤任能，有才华有抱负如李白者，就只能被弃置复弃置，终生不见用。而“珠玉”二句更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前句讽刺他们挥霍无度、荒淫奢侈，后句揭露他们贤愚不分、黑白颠倒，与《古风·登高望四海》中“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同意，至此，诗人已把自己对现实政治、对最高统治者的清醒认识，昭昭于天下。“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结出诗人自己终究不能忘情于世事，他不忍去国他游，也不愿归隐山林，独自徘徊于苍天白云之下，没有知己，形单影只。“黄鹄举”典出春秋时代田饶与鲁哀公事。田饶久事鲁哀公而终未得重用，于是他就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何为“黄鹄举”?田饶解释说：鸡有五德，忠心围绕在君周围，君主却要把它杀了吃掉，这是因为鸡离君主太近，伸手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食君鱼，啄君黍梁”没有鸡的忠心却受到君主的宠爱，这是因为黄鹄（即天鹅）来自远方，难得见到的缘故，因此我也要离开你，远走高飞。这样，田饶离鲁赴燕，被燕王立为相，治燕三年，天下太平。鲁哀公悔之不及。李白与田饶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他的国家一往情深，不被世用，也不肯离开，故而他痛苦、他激愤，他牢骚满腹，他写诗作文以抒积郁，这正是他的可敬、可爱之处。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首联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
颔联写主帅率军辞别京城，奔赴前线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包围敌国城堡的过程。一个“辞”字，显出奉旨率师远征者的严肃庄重；一个“绕”字，显见铁骑威力无穷，把敌兵团团包围。龙城为匈奴名城，此处指敌军要塞。
颈联紧紧接颔联，诗人抓住了隆冬自然界的主要表象“雪”、“风”两者，刻画两军对峙时的紧张场面。上句视觉：大雪纷飞中战旗到处翻舞；下句听觉：风声狂吼中夹杂着进军的战鼓声。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
尾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初唐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建功立业的共同心愿。李泽厚说，“当时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番、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杨炯这两句诗，是当时士人阶层的最强音，有着时代的特色。同样的气概，杨炯在其他诗里也有所反映。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此篇写黄河的奔腾冲泻之势及华山的峥嵘秀伟，运用神话传说，驰骋想象，使山河更带有神奇的色彩。
“西岳”两句。此诗开篇，就以“西岳峥嵘何壮哉”的突发唱叹，写华山的雄伟，起势宏远突兀，接着便展现登山远眺所见到的黄河之雄姿。接着四句写黄河。先写河的触山动地的汹涌澎湃之势，继写河的急流盘旋成涡，声如巨雷，最后写河水在阳光下，反映出灿烂辉煌的色彩，并把它和人的命运连系起来。出人意外的是，诗人对黄河的勾勒，却用了飘忽的轻笔：“黄河如丝天际来！”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奇景象迥异，这是因为诗人此刻是在烟云缥缈的华山绝顶；从万仞之上，远眺数千里外的盘曲黄河，正有细曲“如丝”“天际”来的奇妙感觉。而且诗人描述的重点是华山，用这样的轻笔勾勒，较之于重笔渲染黄河的壮阔，更可以反衬华岳的高峻入云。然而，黄河毕竟是狂暴不羁的，在它奔腾至华山脚下的时候，就不再轻细“如丝”，简直是波山浪海了。因此，诗人之笔亦突然夭矫而行、力挟千钧：“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它那蓄势“万里”的排浪，使山岳为之震撼；疾浪受阻，便沸怒而折，翻卷起巨轮般转动的漩涡，发出震撼三秦的雷鸣。这景象的确惊心动魄。
然而这一切都是华山尚未开辟、黄河中途受阻的虚境。诗人的思绪此刻已飞向了远古。传说大禹理水之前，华山与对岸的山峰相连一片，挡住了滚滚黄河。大禹到来以后，指挥河神巨灵，将山峦横击为二，黄河才得以畅流。那击开的两半，就是现在隔河相峙的华山和首阳山。诗中的“荣光（华光）休气（瑞气）纷五彩”二句，于惊雷震荡声中，忽作舒徐悠长之音，正表现了圣人大禹降临黄河的自信闲暇之态。接着便有巨灵擘山的壮观一幕：诗人以“咆哮”状貌巨灵擘山的盛怒，以“洪波喷射”描摹山分浪奔的奇景。其运笔亦如巨灵和怒浪，显示出李白所独具的“疾雷破山、颠风簸海”（谢榛《四溟诗话》）之势。“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刚刚击开的三峰（即华山“落雁”、“莲花”、“朝阳”三峰），被巨灵震得慌忙退立，才免于倾覆之灾；但在翠崖丹谷之上，还留下了河神凌厉的掌印（即今华山东北的“仙人掌”）。与巨灵神的悍蛮擘山、不顾而去相比，西方之帝（白帝）就显得可爱多了：他仿佛要抚慰受击的山峦，竟暗运天地之气，一夜之间，将华山的顶峰，化作了一朵“莲花”，并让缭绕的白云，变为云台（即云台峰）承托着它——华山自此后便如青碧的莲花，盛开于万里白云之上。这就是诗中第一节所描绘的华山奇景。由于这描绘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并且交织着黄河的涛声骇浪和绘纭多姿的往古神话，显得格外壮丽和妩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造出一个神奇缥缈之境，为友人的“出场”作铺垫。
“云台”八句以神话故事和现实的人物并写，似幻似真，并以此娱悦元丹丘。言云台的阁道连接着高不可测的云霄之处，有明星、玉女二仙女来侍洒扫，麻姑为人搔背，手爪很轻。我皇把守着九天的门户，元丹丘与天谈论着宇宙形成的问题，出入于高高的九重天上，往来于蓬莱与华山之间。“云台阁道（栈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这两句从云烟幽渺之中，勾勒友人闲步云台的姿态，使友人带有了飘飘欲仙的风神。“丹丘”之名，恰是《山海经》神话中的不死之国。故诗人直接以“不死”二字，将他一语呼出，显得既诙谐、又有情。元丹丘之去到华山，即将度过的，无非是隐逸山崖的清寂岁月而已。但在诗人笔下，却化作了如梦如幻的连翩奇遇：传说中的华山仙子（明星），慌不迭地为他“洒扫”庭坛；手如鸟爪的“麻姑”，为他“搔背”时，下爪竟还那样轻灵。至于接待过汉武帝的瑶池王母，年事已高，就只好请她看守门户了。倘若友人想“扪天摘匏瓜（星名）”，或许还有机会与天帝攀谈上几句哩——“明星玉女备洒扫”四句，将元丹丘隐迹华山的生活，描摹得美妙、奇幻。原来互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一经诗人信手拈来，便绚烂相映、顿成化境。“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诗人想象自己的友人，从此将光辉闪闪地出入于九重之天，或者迅疾如飞地往返于仙境蓬莱。或许他还能像传说中的老翁一样，误入嵩山大穴，得到仙人的“玉浆”之赠。想到这里，诗人不禁向友人脱口而呼：“倘得“玉浆”，可别忘了让我也分享一杯呵！到时候，我就与你像传说的汉中卜师、酒店老妇一样，骑上仙人的“茅狗”，刹那间化作飞“龙”，直上云天。”悠然神往的结语，表现出诗人对神仙飞升的向往与仰慕。
全诗运笔收放自如，“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收之则“万骑忽敛，寂然无声”（王世贞《艺苑巵言》）。明人陆时雍称李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有舒云流水之妙”。《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正可当此美誉而无愧。
诗人在诗中描绘了北方一个处处可见的西瓜园。
诗的一、二句写西瓜生长的环境和年来年去每到夏天到处都吃瓜的情景。西瓜与蒲萄、苜蓿一样，都是舶来品，此时在北方已是常见之物，“碧蔓”“软沙”，绿黄二色对比鲜明却又和谐统一，充满了田家之美，然而“凌霜”词却又猛然一寒，美丽的东西是很难经得起严霜的。
接下来诗的三、四句写西瓜的形状味道。诗人觉得生长在北地的西瓜在形状上、味道上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与葡萄、苜蓿相比。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丝遗憾。蒲萄、苜蓿在西汉时传入中原，李颀《古从军行》最后两句感慨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盛唐的诗人是在感慨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唐王朝所进行的开边战争的残酷，而这在“祈请国信使”范成大听来却充满了丝丝苦涩。一方面，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对金国的俯首称臣，注定范成大的出使必然少不了受辱；另一方面范成大又渴望如苏武一样为国尽忠。矛盾交织，面对同为舶来品的西瓜，联想到唐人诗句，苦涩横亘心头，报国的赤胆忠心和对强大国力的渴慕逐渐鲜明起来。
诗题旁还有一个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燕北为女真族的起源之地，而河南则为北宋故都所在，燕北的西瓜如今遍布河南，国破家亡之恨暗含其中。诗人借助北方特有的物产，在对西瓜的描绘中，委婉地表达了故国沦丧的悲痛和失地人民渴望回归的愿望。虽然这些诗仍然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但与《州桥》等篇忍痛直询和《双庙》等篇借古讽今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区别。诗人不再高声呼喊，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感情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相反，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潜藏在清新的田园风光之下，乍一看轻松惬意，深深品味之后却又渗透出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从而使感情更加深刻。诗人巧妙地借助题后自注，把自己含而未说的意思点破，达到不说而说的效果。
范成大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小中见大，用意深婉，通过北地特有的物产的描绘以及题后小注的巧妙运用，在田园风光背后寄托着自己的故国之思，把表层的轻快与深层的沉重进行对比，达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效果。
这四首写景诗，都是抓住一个细节，抓住平凡事物中富有诗意的东西加以表现。
第一首，在湘水渡中，不写湖光山色，两岸风物，却抓住了中流的一只渔舟；又不写渔舟的种种，视线却集中在渔夫身上；却又不写渔夫的种种，单写他穿翻了衣衫，发髻不裹的自由疏散的服饰，体现了诗人对劳动者不拘礼法、衣着随便的欣赏之情。画面表现得光度集中，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第二首写野径早行，提供给读者的也只有单纯的集中的印象：沿途红红白白、四方飘香的野花。诗人集中兴趣于郊野的自然景物，而景物中最耀眼的则是向行人献媚竞艳的路花。这时，他身外的一切都不在他眼里了，见到的只是白白红红之花，闻到的只是四面八方袭来的香气，他就将这刹那间的感兴形之于诗。诗句并不特别警拔，但诗人的兴会却表现得异常鲜明。
第三首写途经柳宗元祠堂。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如果换一个居官永州的诗人，路过柳子祠，不免要怀古一番。可是杨万里的眼睛却盯住了篱竿上的蜘蛛网。篱竿本来是编在栅栏上护花的，然而却成了蜘蛛结网的凭借。这是人们在园边宅畔常见的小事物，写入诗中，给人以异常的亲切感，也显示了诗人的童心。从中固然可以发现平凡的小东西中的诗情，若说其中含有某种讽喻，似乎也无不可。好诗是常常留着让读者充分想象的余地的。
以上三首都集中绘写景物中的某一个点，有如电影中的特色镜头；而第四首乍看似是写全景和远景。但细察之，置于画面中心的仍然是吸引视觉的有生意的景象。道路和远山只是画面的背景，着重呈露的却是草中的牛背和秧间的人踪。诗人的用心始终是赋予平常事物以新鲜感。
这组诗充分体现了杨万里诗歌风格清新活泼，明朗通脱，语言浅近平易，无艰涩造作之态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