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要想升天飞仙，千万不要骑龙，要想游历河川，千万不能骑着老虎。
朋友相交应不分贵贱，就像东汉的严陵和光武帝一样。
可惜周公执政时是如此的贤明，管叔和蔡叔为什么还苦苦相逼，不能相容呢？
汉代歌谣中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汉文帝却容不下淮南王，将他流放。
骨肉兄弟尚且如同路人，我要结交的知己哪里会有呀？
朋友虽然表面上亲密无间，可是心却如同隔着千重山、千重海。
和他们相交时，就像面对着九疑山一样，让人分不清真假，茫然找不到边际。
许多花长在一个树枝上，必然会早早凋谢，桃李开花虽然很美丽，但不如松柏能四季常青，朋友也是一样。
管仲和鲍叔牙这样彼此信任的朋友早已死去，不知道后世还有没有人像他们一样，结交朋友能够贵贱不相移。
注释
严陵：严光，字子陵，东汉余姚人。
周公：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
管蔡：管叔和蔡叔，是周武王的弟弟。
“汉谣”两句：讲的是汉文帝与淮南王之间的兄弟恩怨故事。
九疑峰：山名。在湖南宁远县南。其山九谷皆相似，故称“九疑”。
管鲍：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
此诗为至德二载（757），李白从璘败后作。
“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诗的首联总写漂泊江湖之苦。“簦笠”(雨伞和草鞋)、“征衣”这些意象本身就与羁旅生活有密切关系，积淀了与离情羁思有关的感情内容，因而诗人选取这两种意象，就给了读者以离情羁思的暗示。
一人东西漂泊，只有“簦笠”是随身伴侣，其孤独落寞之情态可以想见。“走路歧”三字既写明所走之路岔道很多，又写明作者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漫游。刘安《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逵路”即歧路。杨子见歧路而不知何去何从，因而伤心痛哭，诗人“走路歧”时的愁苦心态也就不难想见了。“一春”点明时间，说明作者一个春天都是这样不停地奔波。“旧征衣”写明作者现在身上穿的是以前流落江湖所穿的衣服，这说明在“一春”之前也是客居在外，不停奔走。游子的羁旅之愁苦通过时间的延续曲曲绘出。仅此开头两句，就把羁旅之苦写尽，天涯游子四处奔波、百无聊赖的心态亦在不言之中。
“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颔联人题，具体写日行夜宿的羁旅生活的情状。出句写雨中跋涉，写路途之艰辛。大雨滂沱中在“山崦”上攀登，已不堪其苦，再加上行走于“黄泥坂”上，其困顿艰辛更可想见。对句写夜宿田家，写住宿之简陋。“自板扉”可以想到田家之贫，而住宿其家的游子之苦也就不言而喻了。
“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颈联承颔联，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情景。“乱蛙声”三字写出了乡村之夜所特有的音响。本来，夜幕降临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只有和煦的清风送来远处的蛙鸣。躺在床上，听听这青蛙的合唱，本来应有几分惬意，然而在雨中跋涉了一天的诗人，哪里还有这种雅兴，“蛙声”而日“乱”，则是诗人移情于物，辞因情发。而在“乱蛙声”中竞能慢慢入睡，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奔波一天之劳累。由于饱尝羁旅之苦，自然想家，因而下句则写梦中回乡。连做梦都想着回家，其乡情之浓可以想见。然而，人只有在梦中才能“归”，其心情之痛苦又可想而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这里化用庄周化蝶的典故，抒写了自身的迷茫怅惘之感。“身”与“心”相对，有身在江湖，心存家园之意，由此可以体会到诗人长年客居在外自有不得已的原因。诗人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有家难归，只是在这里不愿写明罢了。
尾联在前几联所叙写的基础上推进一层，抒写乡愁。诗人四处漂泊，既是思归不得，退而求其次，就盼望着得到一纸家书，可惜，就连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也得不到。由于流落江湖，行踪不定，结果是“乡书十寄九不达”。这一不愿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这位长年客居在外、思家心切的诗人来说，内心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鸿雁在古代是书信的象征，远离家乡自然想到托雁传书，因而目睹空中飞雁，乡情自然也就更浓。“天南天北雁自飞”一句，是景语，也是情语。思乡之情是无形的、抽象的，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抽象感情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这就使无形的乡情仿佛可触可见了，从而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作者身当此境，目睹征鸿，心已随之远去，但恨身无双翼，依然羁留他乡，则有人不如雁之感。雁天北天南自由翱翔，带来了无边愁思，却偏偏无情，不能带来乡书，只是徒增一番愁苦。辛弃疾《祝英台近》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构思已相当新奇。冯去非《所思》“西风不寄小银钩”的想象却更深了一层，盼望西风在“带愁来”的同时，也能为他“寄小银钩”，但又终于未能变成现实。戴复古的尾联与冯去非诗句意境相似。着一“自”字，使客观景物带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怅惘之意，无可奈何之情。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