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纯写离情，题曰：“早行”，出现在词中的是行者在秋季晨风中离家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篇中没有感情的直抒，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结性词语，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是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画面，靠人物的表情、动作和演出来完成的。
上片写别前。开篇三句自成一段。“月皎惊乌栖不定”写的是深夜，月光分外明亮，巢中的乌鸦误以为天明，故而飞叫不定。这是从视觉与听觉两方的感受概括出来的，暗示行者整夜不曾合眼。“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两句，点明将晓。这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更漏中的水滴已经快要滴尽，夜色将阑。同时远处传来辘轳的转动声，吊桶撞击着井口声，已经有人起早汲水了。这三句表现出由深夜到将晓这一时间的进程。“唤起”两句另是一段，转写女方的悲伤。“唤起”的施动者是谁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行者，“知天已晓，唤起所别之人”；一种认为“闻乌惊漏残、辘轳声响而惊醒泪落。”“唤起”，既是前三句不同声响造成的后果，同时又是时间演变的必然进程：离别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就全篇来看，似以后一种解释为佳。如解释为行者把女方“唤起”，则自然要冲淡这首词所表出的那种离情的深刻性。“两眸清炯炯”，也非睡足后的精神焕发，而是离别时的情绪紧张与全神贯注。联系下句“泪花落枕红绵冷”，可见这双眼睛已被泪水洗过，“唤起”之后，仍带有泪花，故一望而“清”，再望而“炯炯 ”有神。同时，这一句还暗中交待出这位女子的美丽，烘托出伤别的气氛。“冷”字还暗出这位女子同样一夜不曾合眼，泪水早已把枕芯湿透，连“红绵”都感到心寒意冷了。
下片写别时、别后。前三句写别时依依难舍之状，曲折传神。“执手”，分别时双方的手相互紧握。古诗文里“执手”，多和惜别有关，兼示深情。柳永《雨霖铃》词里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诗经·邶风·击鼓》里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霜风吹鬓影”，是行者饱看女方，刻印下别前最深刻的印象：鬓发在秋季晨风中微微卷动。“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二句，看似写情，实则是写动作。作者几度要走，却又几度转回来，相互倾吐离别的话语。这话语满是离愁。“难听”不是不好听，而是令人心碎，难以忍听。终篇两句写别后景象，又是一段。这两句写行者远去，但还恋恋不舍地回头遥望女子居住的高楼，然而这高楼已隐入地平线下去了，眼中只见斗柄横斜，天色放亮，寒露袭人，鸡声四起，更社出旅途的寂寞。人，也越走越远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真清之‘断肠院落，一廉风絮。’又‘掩重关、偏城钟鼓’之类是也。”其实，“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也是“以景结情”的成功的妙句。
如上所述，该词最显著的特点是全篇句句均由不同的画面组成，并配合以不同的声响。正是这一连串的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组合，才充分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形象地体现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表情与动作的贯串。词中还特别注意撷取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来精心刻画，如“惊乌”、“更漏”、“辘轳”、“霜风”、“鬓影”、“斗柄”、“鸡鸣”等等。与此同时，作者还特别着意于某些动词与形容词的提炼，如“栖不定”的“栖”字，“牵金井”的“牵”字，“唤起”的“唤”字，还有“吹”、“清”、“冷”等等，这一系列手法综合起来，不仅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而且还烘托出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环境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真实感。
首先，用喧器热闹的都市与清幽恬适的村庄比照（明比）。都市的富贵繁华，没有给予作者优越的舒适感，反而觉得自己像久在笼中的鸟，失去自由，失去乐趣，失去本性，而竹篱茅舍，环山傍水的宁静村庄，天然无雕饰，极具诱惑，人在这里可以无拘束无忧虑，心情舒畅地过着淳朴的生活，虽则“带月荷锄归”，不无辛苦，甚至“饥来驱我去”，难免饥寒，但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充实。乡野清幽淡雅的环境很适合作者生活，更是他找到精神解脱的地方，故“近村居水色山光”，是说自己要投入到新环境新生活中去。此外，处在元末乱世的作者，能做到“远城市人稠物穰”，足见他是一位敢于改变自己，对自由生活有所追求的士大夫。通过城乡生活的对照，展现的不仅仅是环境氛围的差异，更是作者的勇气。
其次，用污浊险恶的山场与清新优美的田园比照（暗比）。作者曾以“苍蝇竞争，黑蚁争穴”形容当时山场的腐朽，表达厌恶之情；而对清新幽静的田园则描述到“居山林”，“看青山，玩绿水”……充满着喜悦之情。感情的色彩差异，折射出他对生活价值的取向，山场的生活已让他厌倦，并说出“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表明退出仕途的决心，而那“采黄花，摘红叶”，“随分耕耘”，“演习会牧歌樵唱”的田园生活令他神往，于是他主动地选择“绝念荣华，甘心恬淡”的道路。他乐田躬耕，是为了最终能够摆脱山场的“天罗地网”，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歌咏隐逸，“老瓦盆边醉几场”，庆幸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在两种境界的对照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作者摆脱羁绊而获自由的幸福之情，更是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
最后，用虚假多变的“时山样”与纯真率真的“野叟情”比照（暗比）。作者对归田前的“山样”和归田后陶冶成的“野叟情”怀有憎恶和喜爱的不同感情。但这前后感情和态度的变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以行动来表现作者思想本质的改变。这体现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是从山场来到乡村，环境变了，自己的生活作风也要彻底改变。清除山场中的习气，就是不迎合，不依附，不伪装，不再察言观色地行事，与随波逐流的坏习气彻底决绝；去掉山吏的架子，就是把身上沾有的号发施令、指手画脚的山僚作风去掉，回归“野叟情”，亲近“野叟情”。所以，“铲削去时山样”暗示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丢失。二是种地求食，生活在自己的田园———学会“牧歌樵唱”，享受悠然之后；“竹几藤床，草舍柴门”，怡然简朴的生活……熏陶成野叟老农的性情。由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脱胎换骨及叛逆精神。
摆脱束缚而流露的欣喜之情，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积极的追求精神和改变自己的勇气；为归田村居生活而深感自豪，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纯朴的人生价值和安贫乐道的思想。这是心灵的净化，是高唱人生新旅途新生活的真情流露。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