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李白这首诗是初婚后与妻戏谑之词，伉俪之情由此可见端倪。虽是一首小诗，却写得生动活泼，用每日斋戒的太常和每日烂醉的自己相对应，充满谐趣。

　　在某一次酒醒过后，醉眼朦胧的李白看到正在身边服侍的妻子，心中埋藏已久的愧意顿生。于是他深情地对妻子说：你看我天天烂醉如泥，还要你服侍。我李白虽然名声在外，可是你嫁给我这个“酒鬼”丈夫又得到了什么呢？与嫁给那古板的、不懂生活情趣的太常为妻又有什么区别？李白为自己日日烂醉而后悔，为妻子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而抱歉，他以自嘲的口吻说出来，幽默又很有情趣，表现了诗人对妻子深深的内疚。

　　全诗共四句，却三句都从典中引出，而又不觉是用典，朴素自然，平实如话，自然流畅。全诗反映了诗人不得志时借酒浇愁的情形,同时也有几分对妻子的愧疚。

　　这是一首由惜春而感叹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词，上片写暮舂之景，景中含情；下片叹人生易老，充满不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悲哀。全词写得哀感顽艳，感人至深，含意深邃，笔带凄声，亦是悼亡词中别具匠心之作。

　　该词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词原韵，借描绘暮春景色，抒发了词人孤独冷寞的情怀。首先将最能体现晚春景物特征的“落红”摄入笔底，这就为全词定下了基调，隐寓着词人低沉幽怨的情感。故而，下句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以花拟人，似乎满路的狼藉落花，也和词人心境一样。“未肯放春归”，正表明词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情与景得到巧妙融合。

　　春去夏来，循环往复，花开花落，年复一年，这是自然的法则，非人力所能回转。燕子是候鸟，秋去春来，执着地追逐着春光，翻飞于花丛柳林，对春色寄爱最深。这里以燕拟人，寄意深婉。凄秀之词，味亦隽永，寄寓了词人高远的奇想。

　　古人每每以春色的凋谢，比喻人容颜衰老。下片中，词人笔锋陡转,由目下的“落红”，联想到自身的“韶华暮”，感叹年华易逝，暮年将至，花期无多，这正是其“恨无句”传写的“幽怀”。再者，词人毕竟是个壮怀磊落的志士，金亡前，曾“愁里狂歌浊酒，梦中锦带吴钩"（《木兰花慢》），欲作名臣贤相，以拯救日衰的国势。然而，朝廷昏暗，仕路风波，他又为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怅惋。金朝的一旦覆亡，这大大出乎他所预料：“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癸已四月二十九日出京》）本想有待而为，乘时而动，不料大势已去，难图恢复，又有“棋中败局从谁复，镜里衰容只自羞”（《送仲希兼简大方》）的叹喟之语。时光飞逝，而功业无成，这或许也是词人难抒之“幽怀”。还有，遗山四十二岁时，发妻张氏身亡，这给他心灵带来惨重创伤。他曾在《三奠子》词中慨叹：“怅韶华流转，无计流连”，“闲衾香易冷，孤枕梦难圆。西窗雨，南楼月，夜如年”，表达了对亡妻的深沉追念之情。细揣词意，本处的“一襟清泪，寂寞西窗雨"，似乎正含有伤逝之意。他眼见落花纷坠，红消香断，很可能联想到人生无常，思及过早地抛他而去的亡妻，故而情怀忧伤，倍感寂寞，才道此断肠语。他的“幽怀”，或许还深蕴着此类的内容。这里，词人极力描摹自身的孤独忧凄之状，写得哀感顽艳，感人至深。且用语警拔而含意深邃，正可见其用笔之妙。

　　这首词，以婉转曲折之笔调，写语意难传之“幽怀”。全篇以描写晚春落花起调，导人感情的抒发，以人拟花，又借花写人。继而，又写春燕对春色的执着追求，以寄托个人的怀抱。然后才写及本人对自身境况不佳的感叹。转而又写花，感伤好花不常开，再转及自身的描写。词意层层转折，愈转愈深。词人所采取的笔法与他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正密相契合，互为表里。将怜花惜春、伤怀、悼亡、相思、追念等各种复杂的情感交错来写，悱恻缠绵，淋漓曲折。使外界的自然景物的转换，与词人内部感情潮水的跳荡互为包容，准确地传达出词人蕴含心底的思绪和忧伤。与一般的伤春悲秋之作相比，就其内容的含量而论，也高出许多。尽管本词有寄托，但它含而不露，幻化无迹。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诗人思绪纷纷。上句尽情渲染了除夕夜千家万户的欢迎气氛。“千家笑语”四字紧扣题目“除夕”，描写了除夕之夜千家万户守岁迎春，欢歌笑语的气氛。人们感觉时间流逝得太快了，以至于不知不觉已到了深夜。诗人此时思绪连绵，独生忧患。“忧患”与“千家笑语”的气氛很不协调，而在这里却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封建社会里，由于贫富悬殊，除夕之夜，几家欢乐几家愁。诗人与家人团聚，本可以过愉快的除夕，但诗人却忧虑重重，这充分表现了诗人“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孤高情操和幽愤多思的性格。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这两句写诗人心中忧闷而产生的独特行为。上句的“悄立”二字，写诗人一人静悄悄地站在市桥上，用外形的静谧暗示内心的不平静。“人不识”三字，写出并不是人们不认识诗人，而是感叹那些欢歌笑语的人们不了解他心中的忧患。因而诗人感到更加孤独。下句是“悄立”的“延伸”，诗人心中的忧患无法排解，便独立一人到市桥上，长久伫立，凝视天上的一颗亮星。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似乎已经超然物外，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看多时”含蓄地回答了诗人“忧患”的内容。诗人感到星移斗转，岁月如桥下的流水，一去不返，联想自己，少负盛名，却怀才不遇，即将而立之年，功不成，名不就，穷途潦倒，贫病交加，愤激悲伤之情，一齐涌上心头。

　　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是：诗人没有正面着墨去写忧思，而只是描写诗人在除夕之夜家家团聚、笑语声声的时刻悄立市桥上的特殊行为，从气氛的渲染和诗人默然无声凝视长空的形象给人一种感染。这样写，看似平淡，但含蓄深厚，把诗人的忧愁郁闷的’心情表达得更为深沉，更加强烈，也更有艺术表现力。

　　这首诗的特色是言近旨远，意象鲜明，贴近生活，而又诗意含蓄，寄情远大，诉说的是对整个现实、人生的忧虑与感愤。

　　此词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妥协投降、立志收复中原失土的政治理想。全词想象丰富，把超现实的奇思妙想与现实中的思想矛盾结合起来，体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首词的上片，词人巧妙地运用神话传说构成一种超现实的艺术境界，以寄托自己的理想与情怀。“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磨何？”作者在中秋之夜，对月抒怀，很自然地想到与月有关的神话传说：吃了不死之药飞入月宫的嫦娥，以及月中高五百丈的桂树。词人运用这两则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阴暗的政治现实的矛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想到功业无成、白发已多，作者怎能不对着皎洁的月光，迸发出摧心裂肝的一问：“被白发欺人磨何？”这一句有力地展示了英雄怀才不遇的内心矛盾。

　　下片抒写作者的豪情壮志，他要趁着美好的月夜，乘风直上万里长空，俯瞰祖国的山河。毫无疑义，这是他爱国思想的写照。“直下”，这里指目光一直地往下。最后又从天上写到人间，传说中月亮里那棵高大的桂树挡住了许多月光。为了使月光更清楚地照亮祖国大地，作者在最后两句写道，听人说：砍去那些摇晃（婆娑）的桂树枝叶，月亮便会更加光明。这是含蓄地说，铲除投降派的阻碍，才能取得抗金和收复中原事业的胜利。唐朝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一百五日夜对月》诗里写道：“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这里辛弃疾用“人道是”三个字，表示前人曾说过这个意思。

　　作者这里所说的挡住月光的“桂婆娑”，实际是指带给人民黑暗的婆娑桂影，它不仅包括南宋朝廷内外的投降势力，也包括了金人的势力。因为由被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南归的辛弃疾，不可能不深切地怀想被金人统治、压迫的家乡人民。进一步说，这首词还可以理想为一种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即扫荡黑暗，把光明带给人间。这一巨大的意义，是词人利用神话材料，借助于想象和逻辑推断所塑造的形象来实现的。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