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特别看重农业。新旧《唐书》及《贞观政要》中均记载了唐太宗非常关心农业的事迹。
此诗前六句均写景物，用词生动且令人感觉诗中所描述的景象栩栩如生。尾联为抒发个人的情感。此诗还有一个艺术特点是每一句都流露出对这场及时雨的喜悦之情，但却通篇不用一个“喜”字。
这两诗除了尾联外，其余的联句都采用对仗的方式来写，不仅对仗工整，且音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描写景物方面，把大自然的神韵通过诗句体现出来。笔者认为，古代名家写诗的技巧和方法，有时很难用几句话把它都讲明了，但往往我们在仔细赏读过后，常能意会出其中的神韵，并且有如饮甘泉的感觉。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此词以华丽的词藻描绘了一个女子的情态和思绪，属于传统的“闺情”一类，同时该词也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填词技巧。
上片写女子的懒散无聊，房中的陈设、身上的衣着都足精美考究的，但她的精神生活却是空虚的，只有孤独和寂寞与她相伴。
下片写女子的离别相思之苦，透露了她之所以百无聊赖的原因。经年得不到远方情人的音信，只能花前弹泪。“愁入春风十四弦”，思绪缠绵，情韵无限。写出了相思相爱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