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李白的这首《公无渡河》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横亘天地的昆仑山；随即挟着雷鸣般的“咆哮”，直撞“万里”之外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诗人只寥寥两笔，就在“昆仑”、“龙门”的震荡声中，展现了“西来”黄河的无限声威。“波滔天，尧咨嗟”！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茫茫荒古，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这叹息之音，听来便愈加激切。

　　于是，“大禹”出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故诗中仅以“大禹理百川”四句带过，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 然而，在“杀湍堙洪水”的近景上，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儿啼”，“儿啼不归家”，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风貌，由此跃然纸上。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却在两岸留下了“茫然风沙”！ 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 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决昆仑”、东“触龙门”的雄奇之境，更让读者从它 “波滔天”的历史危害中，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为下文作足了铺垫。 而今，那白发之叟，竟想“凭河”（涉水渡河）而渡，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

　　诗之后一节，正以极大的困惑，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这呼喊仿佛是“狂夫”之妻的陡然惊呼！因为诗人紧接狂夫“临流”之后，就急速推出了那位“旁人不惜妻止之”的深情妻子。于是，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诗人自身隐去了，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水边）。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诗中以夸张的笔墨，痛歌狂叟的溺死浪波，终于作了巨若“ 雪山”的鲸齿冤魂。这景象是恐怖的。何况又从“援箜篌而歌” 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恻怛号泣之悲。那“公乎！公乎”的呼叫，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实在令人不忍卒听。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似乎被悲愤笼罩，无以复言，便掷笔而叹：“箜篌所悲竟不还！”全诗就这样结束了。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 狂夫”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在长天下回荡！

　　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它那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似乎颇有象征意味；至于“白齿若雪山”的“长鲸”，似乎更是另有所指。倘说它是对猖獗“河北”的安史之乱的隐喻（如《北上行》一诗，即以“奔鲸夹黄河”喻安禄山之乱军），那么“临流”“凭河”的“披发之叟”又喻指谁？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公无渡河》“本事”的悲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 可以肯定：古歌中“白首狂夫”的渡河故事，经过李白的再创造，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那位“狂而痴”的披发之叟，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中。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开头二句自叹年老。言青春年华已在如醉如梦的生活中过去，如今两鬓如霜也不知还能度过几个春秋，好景不长，令人失望，表现了作者叹老嗟衰的愁苦心态。“来时”二句写作者同诗友的亲密关系。言每次诗友来时，总是对我诵述扬雄《畔牢愁》之作，作者用扬雄的《畔牢愁》借指自己的抒写愁怀之作，表示“与君相离，愁而无聊”之意，很愿同我往还，密切关系，所以“一见樽前似旧”，和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诗在”二句颂美诗友工诗善书。此处化杜诗和卫恒语意，言友人之诗和南北朝诗人阴铿、何逊相近，值得学习；其书法也在罗（晖）赵（袭）之前，虽见称于人，而我却不敢恭维。结尾二句写候其来诗。《新唐书·李贺传》：“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此处化用其意，言互相赠诗不要停止，已遣侍人等候来诗，对诗友表现了企盼与敬重之意。

　　此词追忆其生平数事，既以为知音，又表彰其内助之劳，更推崇其诗书之佳，篇幅虽短，情意殷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