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是一个地名，在当时黄州州治黄冈（今属湖北）城东。它并不是什么风景胜地，但对作者来说，却是灌注了辛勤劳动、结下深厚感情的一个生活天地。宋神宗元丰初年，作者被贬官到黄州，弃置闲散，生活很困窘。老朋友马正卿看不过眼，给他从郡里申请下来一片撂荒的旧营地，苏轼加以整治，躬耕其中，这就是东坡。诗人在此不只经营禾稼果木，还筑起居室——雪堂，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个大字，并自称东坡居士了。所以，他对这里是倾注着爱的。
诗一开始便把东坡置于一片清景之中。僻冈幽坡，一天月色，已是可人，又加以雨后的皎洁月光，透过无尘的碧空，敷洒在澡雪一新、珠水晶莹的万物上，这是何等澄明的境界！确实当得起一个“清”字。谢灵运写雨后丛林之象说：“密林含余清”。诗人的用字直可追步大谢。
诗人偏偏拈出夜景来写，不是无谓的。这个境界非“市人”所能享有。“日中为市”，市人为财利驱迫，只能在炎日嚣尘中奔波。唯有“野人”，脱离市集、置身名利圈外而躬耕的诗人，才有余裕独享这胜境。唯幽人才有雅事，所以“市人行尽野人行”。这读来极其自然平淡的一句诗，使我们不禁从“市人”身上嗅到一股奔走闹市嚣尘的喧闹气息，又从“野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幽人守志僻处而自足于怀的味道，而那自得、自矜之意，尽在不言中。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那虽是咏定惠院海棠的，实际是借海棠自咏身世，正好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诗所包含的意境。
那么，在这个诗人独有的天地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缺憾吗？有的。那大石丛错、凸凹不平的坡头路，就够磨难人的了。然而有什么了不起呢？将拐杖着实地点在上面，铿然一声，便支撑起矫健的步伐，更加精神抖擞地前进了。没有艰险，哪里来征服的欢欣！没有“荦确坡头路”，哪有“铿然曳杖声”！一个“莫嫌”，一个“自爱”，那以险为乐、视险如夷的豪迈精神，都在这一反一正的强烈感情对比中凸现出来了。这“荦确坡头路”不就是作者脚下坎坷的仕途么？作者对待仕途挫折，从来就是抱着这种开朗乐观、意气昂扬的态度，绝不气馁颓丧。这种精神是能够给人以鼓舞和力量的。小诗所以感人，正由于诗人将这种可贵的精神与客观风物交融为一，构成浑然一体的境界；句句均是言景，又无句不是言情，寓情于景，托意深远，耐人咀嚼。同一时期，作者有《定风波》词写在风雨中的神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与此诗可谓异曲同工，拿来对照一读，颇为有趣。
诗的第一段，通过景物描写，突出当时的静。说明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世俗名利的不屑，但愿长醉山水间之意。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说明在宗庙上奏乐的主体是瞽；而“设业设虡”、安置乐器的则当是担任瞽的辅佐的眡瞭。乐器则列举了应、田、鞉、磬、柷、圉、箫管，与《周礼·春官》所载“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基本相符，其中柷为起乐、圉（敔）为止乐之器，以首尾涵盖，表示这次演奏动用了全套乐器而“八音克谐”（《尚书·舜典》），“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其音乐自然十分美妙。
周颂三十一篇都是乐诗，但直接描写奏乐场面的诗作惟《周颂·执竞》与此篇《周颂·有瞽》。《周颂·执竞》一诗，“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虽也写了作乐，但也落实于祭祀降福的具体内容。惟有《周颂·有瞽》几乎纯写作乐，最后三句写到“先祖”“我客”，也是点出其“听”与“观”，仍归结到乐的本身，可见这乐便是《周颂·有瞽》所要表达的全部，而这乐所包含的意义，在场的人（周王与客）、王室祖先神灵都很明了，无须再加任何文字说明。因此，《周颂·有瞽》所写的作乐当为一种定期举行的仪式。《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高亨《诗经今注》认为这即是《周颂·有瞽》所描写的作乐。从作乐的场面及其定期举行来看，大致两相符合，但也有不尽一致之处。其一，高氏说“大合乐于宗庙是把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奏给祖先听，为祖先开个盛大的音乐会”，而《礼记·月令》郑玄注则说“大合乐以助阳达物风化天下也，其礼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国以乡射礼代之”，目的一空泛、一具体；其二，高氏说“周王和群臣也来听”，《礼记·月令》则言天子率群臣往视，音乐会的主办者便有所不同了。另外，高氏说“据《礼记·月令》，每年三月举行一次”，《月令》原文是“季春之月”，按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季春之月”便不是“三月”了。可见要确指《有瞽》作乐是哪一种仪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周颂·有瞽》这一纯写作乐过程的诗篇，不仅表现了周王朝音乐成就的辉煌，而且也显示了周人“乐由天作”因而可以之沟通入神的虔诚观念。
可以说，李白对峨眉月始终未能忘怀，就是万里远游之后，也一直既看且忆，更感觉她相伴而行。而今在黄鹤楼前看见来自故乡的僧人，他带来了峨眉月，这明月定将伴送他到长安去。这明月不仅照到江夏，照到长安以及周围的秦川，而且回到蜀中仍有峨眉月相伴。其实，万里共明月，本无所谓这里明月那里明月之分。但是，这一方面可见李白对故乡月亮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对比自己身似浮云，滞留吴越，羡慕蜀僧归时还可见到峨眉月。
此诗从“我”到月，从月到僧，再写到月，侃侃谈来，动感强烈，毫不气窒，充分显示出李白作为歌行高手的水平。
在这篇文章中，袁枚表达了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类似的思想：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在表述这种思想的同时，袁枚又显示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人都有欲望，但在教人做假人、说假话的传统社会中，人欲被看作是一种罪恶，所以几乎无人敢披露自己真实的心灵欲求。袁枚的真诚和坦率在于，他老实地说出了自己种种生理和心理的追求：袁子好味，好色，好游，好友，好宫室花石、古玩等等。他还敢于说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人生体验：当血气旺盛的时候，美丽的女色格外迷人；当腹中饥饿的时候，吃东西格外香；交朋友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出游宜在风和日暖的时节，“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否则很难充分领略个中滋味。
除上述欲望之外，袁枚又明确表示自己好读书，并认为这是更高层次的爱好和追求。如果说声色、饮食、交游等等爱好都受到生理、心理和外在环境种种限制的话，对书的爱好则是在人生旅程的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书海无涯，求知欲永难满足，因此袁枚认为自己对书的爱好实在超胜于其他的欲求。然而，袁枚又强调，对于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并不排斥其他的各种欲望，并明确指出，那种标榜自己只追求精神价值而没有物质欲望的人是虚伪的。物质的追求与精神的追求可以统一起来，可以在人生的旅程中并行而不悖。物质的欲望有尽，而精神的欲望无涯，到最后血气既衰、交游散尽，也就只剩下爱书这一种爱好了。所以袁枚说：“余之他好从同，而好书从独，则以所好归书也固宜。”他担忧这一最后的爱好也将随生命的消亡而失去，所以格外珍视，以“所好轩”来作为他藏书楼的名字。
袁枚的散文最大特点是不拘一格。从标题上说，这篇文章应当是记其轩，但袁枚不记其轩而在轩名“所好”上发挥。全文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作者先谈自己喜欢书，次谈书与别的玩好器物的不同之处，说明书值得爱；也表明了自己怎么样爱书；最后才点名为什么只把书轩取名为“所好”。从这篇散文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真率无邪的活生生的人对生命的自我表白，感受到的是在封建禁欲主义统治下古老社会中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
史达祖与其妻“十年未始轻分”，感情甚笃。这首词把悼念亡妻的痛切之情与独处异乡的孤寂之感揉合在一起，感人至深。
上片为忆旧。词写于时近“寒食”之际，正当莺啼燕语，百花争妍的时节，换上春衣到郊外踏青赏花，是古代文人的赏心乐事。此时“寻春服”，自然不难联想起当年妻子在日，每值清明寒食，总要为自己裁几件春衣。“裁春衫寻芳”便由此落笔。“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这两句用以一“记”字领起两个四字句。《古诗十九首》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素手”二字已暗示出其妻的贤慧温柔。旭日临窗，作者看着妻子为自己外出赏花准备衣裳。这是一幅极平常的家庭生活剪影，静谧、和谐、美满。“十年未始轻分”的夫妻终于拆散了。“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前句化用谢道韫《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这里将“柳絮”改作“残絮”并继之以“斜阳”，透露出一种萧瑟凄凉气象。残絮被风吹去，难以寻觅，暗示妻子的亡故。以“残絮”比其妻，也透露出词人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妻子死后，已几度春风；柳照样绿，花照样开，而伊人一去不复返了。“谁念我，今无裳”二句，照应词题。显示出梅溪词结构之缜密，此情本是因寻春服而起，“今无裳”勾起愁肠，使作者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自少年消磨疏狂”一句，出自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中年丧妻，郁郁寡欢，少年豪气消磨殆尽。上结三句，又用领字格，以一“但”字领起三句，刻画梦境。“听雨挑灯，攲床病酒”二句，明显是借用贺铸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句意。“多梦睡时妆”乃是写实情。上片通过对亡妻琐碎往事的回忆，倾诉作者对她的一往情深。
下片直抒胸臆，重在表达自己对亡妻绵厚炽热的深挚感情。换头是一个折腰六字句，“飞花”照应“残絮”，“良宵”照应“多梦”，使上下片意脉紧紧相连。又有人去楼空意兴阑珊之味。“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以“有”字领起两个四字句。这两句互文见义，说明亡妻精于音乐。音乐虽美，则难与旧人共赏，不禁伤怀难已。睹物思人，自然引入下句：“最恨湘云人散，楚魂伤。”词人青年时期曾在江汉一带生活过，他写及爱情的许多作品也常常带上“楚”“湘”等字眼。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其结婚是在楚地，二是其妻名“湘云”之类。在这里，“湘云人散，楚兰魂伤”二句为对文，曲笔写妻子之死，自己之悲。冠以“最恨”二字，是极写词人的痛惜之情。“身是客，愁为乡”二句更推进了一层，表现了自己孤独凄苦的身世之感。“算玉箫、犹逢韦郎”句，用韦皋典故。玉箫生不能与韦皋再会，死后犹能化为歌妓与韦皋团圆。对照感叹自己妻子亡故以后，再也无缘与她重会了。后结“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二句，既点出此时节令，又暗举出与亡妻共同有过的美好往事。词人寒食祭坟，见人家出游踏青，妇女采集芳草，不由想起往日新婚之乐来。以乐景写哀情，愈见其哀思之深切。
《寿楼春》乃梅溪自度曲。本来似乎是志得意满的心境，但车马轻裘，锦衣玉食，换不来佳人一盼，正是富贵景象，凄凉心境，两相对比，自然引发词人无限伤感。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韵律方面：其一，此词冲破了一句之中“一声不许四用”的戒律，词中常出现四平声句和五平声句。如“消磨疏狂”，“犹逢韦郎”均为四平声，而起句“裁春衫寻芳”则是一个五平声句。这是对词律的大胆突破，这在婉约词人中更是极罕见的。这是史达祖对婉约词的发展。其二，此词多用平声和拗句。全词一百零一字，平声字便占了六十四个。拗调平声使声音舒徐平缓，也直接影响到词的艺术风格。正如焦循所说：“词调愈平熟则其音急，愈生拗则其音缓。急则繁，其声易淫，缓则庶乎雅耳。如……吴梦窗、史梅溪等词，往往用长句……而其音以缓为顿挫。”（《雕菰楼词话》）其三，运用双声叠韵。这使词的节奏更为舒缓，声情更为低抑，充满凄音，适于抒发缠绵哀怨的悼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