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中“夕阳谁唤下楼梯，一握香荑”，夕阳西下时分，伊人从楼上被人唤出，下得楼来与人相亲，她的手指，白嫩如荑。“一握香荑”并非说她手里握着一把香草，此句乃是对伊人形貌的刻画，正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用柔嫩的白茅芽比喻美人的手指，描绘庄姜之美。古代男女相约，十分不易，但是伊人下得楼来，却忍笑伫立，一语不发，叫人摸不着头脑。“回头忍笑阶前立，总无语、也依依”三句，是描绘女子的神情：本该见情郎了，她却回头忍笑，婧婧地在阶前倚立，静默无语；但即使没有言语，在情郎眼里，也还是那样楚楚动人。描写二人相会时，词人从女子落笔，写得精致活泼，数十字之间将伊人的形貌神情，心波暗涌，情人间且亲且嗔的复杂心态写得清透，读来惟妙惟肖。
下阕道破伊人忍笑伫立，一语不发的原因。“笺书直恁无凭据，休说相思”，她嗔怪情人信中相约却失约，故假意娇嗔说：书信中的期约竟如此不足凭信，你误期爽约，请你不必再说对我的相思了。但不是真是“休说相思”。“劝伊好向红窗醉，须莫及、落花时”，大约是看见情人慌乱着急，自己心下又不忍，遂以俏皮的口吻转口来抚慰情人珍重春光好沉醉，不要因为犹豫而耽误了两人相处的好时光，言语间隐有“有花堪折直须折”的雅骚之意，含情女子的曲款心事，不言而喻，而彼此且亲且嗔的复杂心态，亦活灵活现。精准的用词中，看得出其中缱绻的情意，离愁，离恨，相爱，相守，爱情之中的种种，纳兰尽悉把握词中。生命犹如朝露，虚幻间便很快度过了一生，如果不及时把握，那悔恨的将会是自己。
这首《落花时》虽写情人幽会，但细致入骨，周身春光亦仿佛流转不定，眉目相照时只见缱绻未露轻薄，其风流蕴藉处颇有北宋小令遗风，言辞殊丽，一似月照清荷。珍重而亲昵，这是纳兰性德风骨心境高于一般市井词人的地方。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宋代周密的《四字令·拟花间》写出了闺中女子思人不见人的那份无可奈何的春愁。
开篇以“眉消睡黄”来开头，描写了闺中女子的状态，其苦相思展露无疑，接着就是一句“春凝泪妆”，加重前一句的深意。“玉屏水暖”承接上一句的“春”字，写了屏风上面所绘之图。“水暖微香”则是通过“香”字侧面写主人。前三句以“静”为主，凸显闺房中的清净也透露出寂寞。第四句“听蜂儿打窗。”一个“打”字打破了这份清净，带着生机盎然，却又让人无法避开那份忧伤。
“筝尘半妆。绡痕半方。”中的“半”字，意在缩减忧伤，“欲情故纵”般越是轻描淡写，却越从侧面加重了女子的感伤之情。无人排解愁绪，唯有门前杨柳可寄，奈何它也是自顾不暇的“忙”? 那个“奈”字是一种对自然的无奈，更是对自己现在的独守闺房，却又无法更改的现实展现。 “伊人浓妆待君王，渐宽衣带怨罗裳。”对现实的无奈，唯有以文字消减相思，以减少现实所带来的自我感伤。
这首绝句，是李涉很有名的即景抒情之作，写得气势苍凉，意境高远，通俗凝炼，耐人寻味。
“江城吹角水茫茫，曲引边声怨思长。”这里虽然是写耳闻目睹景象，但字里行间，都使人感到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影子。
他伫立船头，眼望着茫茫江面，耳听着城头传来悠扬悲切的边地乐调。大凡羁途之士，虽非边地戍卒，总有异地思归之情。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情是相通的。因而，一闻边地乐声，便立刻引起诗人的共鸣，勾起他思乡归里的绵绵情思。在这里，诗人巧妙地借助于边声的幽怨之长和江流的悠长，从形、声两个方面着笔，将抽象的心中的思归之情，作了形象具体的刻画。
“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暮角声起。江边沙滩上的鸿雁惊起，而飞向了远方。乍看，像是实景的描写，但仔细品味，这正是诗人有家不得归，而且天涯海角、越走越远的真实写照。诗人家居洛阳，方向在润州的西北；而惊雁是向南，越飞越远。莫说归里，就是连借飞雁而通家书的指望也没有。“惊起”二字，不言“己”而言雁，是所谓不犯正位的写法。写雁的受惊远飞，实际上也兼含了诗人当时“不虞”的遭际。
这首诗，写得意态自然，寓情于景。乍读，作品好像完全是按照事物的原貌来写的，细细体味，字字句句都见匠心。诗人选择了生活中最典型最突出的物象，寥寥数笔，便描绘出给人印象极深的一幅画卷：江边的城市、浩渺的江水和惊飞的鸿雁，而画外则传来悲凉的画角声。在每一物象之中，都使人深深地感受到诗人的哀情和跳动着的脉情，情思含蓄，寄慨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