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芳草换野色”，杜甫诗“竹风连野色”，姚合诗“嫩苔粘野色”，这些诗句中的“野色”，都可以按郊野的景色理解。然而，范仲淹这首诗里的“野色”，却别有所指，指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东西，非烟非雾，可开可合，能歇能行，而又难以实指，不可名状，无法形容。但是，春日郊行，诗人凝神四望，触目皆是这种东西，只见它在浮动，在荡漾，在闪烁；它是空气，还是水汽，抑或是一种光的折射，单凭直觉，是很难分辨清楚的。这东西本身已不好描绘，至于喝足了酒，醉眼朦胧所见到的这东西的模样，更是难以捉摸了。这首诗的成功之处正是把这种看不清楚的东西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即梅尧臣所说的“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
范仲淹描摹野色：首先，他选定了春季这个最丰富多彩的季节作为背景，然后从春天的不可捉摸的氛围中提炼出有代表性的景象来作暗点陪衬，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表现了野色的美好。
野色既然是无所不在，但又不是实体，诗人马上把它与烟雾这些流动虚幻、不能触摸的东西联系起来，说它不是烟，也不是雾，但如同烟雾一样，浓密地映照笼罩着楼台。首句用的是否定中带有肯定的手法，野色与烟雾当然不是同样的东西，但有相近的性质，它占据了每一处视线与感觉所能到达的地方。实际上，诗把烟雾也作为野色的一部分写了进去。首联是通过同类作譬，又以楼台这一实物作参照，说明野色的存在，下面两联也都采用这一方法，继续铺写。诗说白鸟在野地里飞，把野色给点破；夕阳照着野外，把野色给剖开。野色弥漫，它不愿随着芳草的消歇而减少消失，又好像追随着远处的船帆，渐渐逼近。这两联用了一连串动词，使表面上看不见、不存在的东西，通过白鸟、残阳、芳草、远帆的动作与变化，有力地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这种写法，就好比写风而着力刻画草木摇动、落英缤纷，写月而极力描写飘浮的云一样。末联“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在朦胧之中翻进一层。山公山简镇守襄阳时，经常至习家池饮酒，大醉而归。作者以山简自况，说他登山喝酒，归时醉眼模糊，见到这种野色。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是写老眼昏花，这里则是以醉酒眼花，来突出野色的迷离恍惚。总之，无论是物，或者是人，都是为标现野色服务的，都是“虚者实之”的实体。
烘托野色的实体，并非实打实地端出来，不是照像式的再现，而是实中有虚，因而透过朦胧野色，一幅玲珑剔透、笔墨淋漓的山水画就展现出来：天上挂着红色的夕阳，空中飞着白色的鸟儿，烟岚笼罩着楼台，芳草连接着江边，帆影露出于江中，还有自远山醉归的主人。这些景物与野色相映照，虚虚实实，藏头露尾，如同云中龙，构成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在这幅图画里，体现出作者豪爽的性格和旷达的情怀。诗的用意正是要通过野色和这美丽的画面来表现作者的乐观精神。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贾宝玉的诗中间二联可以看作对薛宝钗、林黛玉的评价和态度。薛宝钗曾被贾宝玉比喻为杨贵妃，则“冰作影”正写出了服用“冷香丸”的“雪”姑娘其内心冷漠无情恰如“冰”人。“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以“玉为魂”，恰说明了宝玉心中的林妹妹纤瑕不染，分外清高。从宝玉对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中可以知道，宝玉心中只有黛玉才是志同道合的知心人。“晓风结愁”，“宿雨添泪”，表面上是在写海棠，实际却是写黛玉寄人篱下的愁苦心境，以至最终的芳华早逝。“独倚画栏”，“清砧怨笛”是写宝玉在黛玉死后的孤苦心境，是对这份凄美爱情的祭奠。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些诗多半都“寄兴寓情”，而作者擅用隐语，往往让诗与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背景，甚至是最终的归宿都密切相关。凡此种种，要使每一首诗都多方关合、左右逢源，必须经作者惨澹经营、匠心独运，才能臻于完美的境地。
这首诗通过琴台及其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爱情故事，表现了诗人对真挚爱情的赞美。前两联先从相如与文君的晚年生活着墨，后回溯到他俩的年轻时代，写他俩始终不渝的真挚爱情；颈联由眼前之景联想，再现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尾联写相如与文君违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后来几乎是无人继起了，诗人深深地了解相如与文君，发出了这种千古知音的慨叹。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从相如与文君的晚年生活着墨，写他俩始终不渝的真挚爱情。这两句是说，司马相如虽已年老多病，而对文君仍然怀着热烈的爱，一如当初，丝毫没有衰减。短短二句，不同寻常，用相如、文君晚年的相爱弥深，暗点他们当年琴心相结的爱情的美好。
“酒肆人间世”一句，笔锋陡转，从相如、文君的晚年生活，回溯到他俩的年轻时代。司马相如因爱慕蜀地富人卓王孙孀居的女儿文君，在琴台上弹《凤求凰》的琴曲以通意，文君为琴音所动，夜奔相如。这事遭到卓王孙的竭力反对，不给他们任何嫁妆和财礼，但两人决不屈服。相如家徒四壁，生活困窘，夫妻俩便开了个酒店，以卖酒营生。“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一个文弱书生，一个富户千金，竟以“酒肆”来蔑视世俗礼法，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诗人对此情不自禁地表示了赞赏。
“琴台日暮云”句，则又回到诗人远眺之所见，景中有情，耐人寻味。我们可以想象，诗人默默徘徊于琴台之上，眺望暮霭碧云，心中自有多少追怀歆羡之情。“日暮云”用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语，感慨今日空见琴台，文君安在，引出下联对“野花”、“蔓草”的联翩浮想。这一联，诗人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酒肆”、“琴台”这两个富有代表性的事物，既体现了相如那种倜傥慢世的性格，又表现出他与文君爱情的执着。
前四句诗，在大开大阖、陡起陡转的叙写中，从晚年回溯到年轻时代，从追怀古迹到心中思慕，纵横驰骋，而又紧相钩连，情景俱出，而又神思邈邈。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两句，再现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相如的神彩则伴随文君的出现而不写自见。两句是从“琴台日暮云”的抬头仰观而回到眼前之景：看到琴台旁一丛丛美丽的野花，使作者联想到它仿佛是文君当年脸颊上的笑靥；一丛丛嫩绿的蔓草，仿佛是文君昔日所着的碧罗裙。这一联是写由眼前景引起的，出现在诗人眼中的幻象。这种联想，既有真实感，又富有浪漫气息，宛似文君满面花般笑靥，身着碧草色罗裙已经飘然悄临。
结尾“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两句，明快有力地点出全诗主题。这两句是说，相如、文君反抗世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后来几乎是无人继起了。诗人在凭吊琴台时，其思想感情也是和相如的《琴歌》紧紧相连的。《琴歌》中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颉颉颃颃兮共翱翔。”正因为诗人深深地了解相如与文君，才能发出这种千古知音的慨叹。这里，一则是说琴声已不可再得而闻；一则是说后世知音之少。因此，《琴歌》中所含之意，在诗人眼中决不是一般后世轻薄之士慕羡风流，而是“颉颉颃颃兮共翱翔”的那种值得千古传诵的真情至爱。
这首诗在人物描写、典故运用方面很是成功，诗写得语言朴素自然而意境深远，感情真挚。在艺术上，首先，人物描写生动形象，十分传神。其次，典故的运用，借他人之情表自己之意。再次，时空跨越，意境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