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李白的这首《公无渡河》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横亘天地的昆仑山；随即挟着雷鸣般的“咆哮”，直撞“万里”之外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诗人只寥寥两笔，就在“昆仑”、“龙门”的震荡声中，展现了“西来”黄河的无限声威。“波滔天，尧咨嗟”！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茫茫荒古，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这叹息之音，听来便愈加激切。

　　于是，“大禹”出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故诗中仅以“大禹理百川”四句带过，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 然而，在“杀湍堙洪水”的近景上，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儿啼”，“儿啼不归家”，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风貌，由此跃然纸上。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却在两岸留下了“茫然风沙”！ 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 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决昆仑”、东“触龙门”的雄奇之境，更让读者从它 “波滔天”的历史危害中，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为下文作足了铺垫。 而今，那白发之叟，竟想“凭河”（涉水渡河）而渡，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

　　诗之后一节，正以极大的困惑，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这呼喊仿佛是“狂夫”之妻的陡然惊呼！因为诗人紧接狂夫“临流”之后，就急速推出了那位“旁人不惜妻止之”的深情妻子。于是，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诗人自身隐去了，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水边）。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诗中以夸张的笔墨，痛歌狂叟的溺死浪波，终于作了巨若“ 雪山”的鲸齿冤魂。这景象是恐怖的。何况又从“援箜篌而歌” 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恻怛号泣之悲。那“公乎！公乎”的呼叫，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实在令人不忍卒听。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似乎被悲愤笼罩，无以复言，便掷笔而叹：“箜篌所悲竟不还！”全诗就这样结束了。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 狂夫”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在长天下回荡！

　　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它那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似乎颇有象征意味；至于“白齿若雪山”的“长鲸”，似乎更是另有所指。倘说它是对猖獗“河北”的安史之乱的隐喻（如《北上行》一诗，即以“奔鲸夹黄河”喻安禄山之乱军），那么“临流”“凭河”的“披发之叟”又喻指谁？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公无渡河》“本事”的悲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 可以肯定：古歌中“白首狂夫”的渡河故事，经过李白的再创造，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那位“狂而痴”的披发之叟，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中。

　　全诗紧紧围绕梅花的美去写，使梅花的形象得到了完美的塑造。

　　“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这两句主要描写梅花的姿态优美。轻盈的梅花，映照着如碧的溪水，实景与倒影浑然一体，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为了进一步突出梅花的轻盈之美，作者又采用拟人的手法，把梅花比成一群从瑶台翩然而降的仙女，舞姿曼妙，如惊鸿游龙，令人魄荡魂驰。“始雪聊相比，欺春不逐来。”由于梅花太美了，所以雪花嫉妒，但却又不能同它相比；春天被欺，也不敢再迈动轻快的脚步。这两句从侧面烘托了梅花的美丽动人。“偶同佳客见，似为冻醪开”。当作者偶然同客人一起去观赏梅花时，他发现如斯艳丽的梅花仿佛是为了冬酿的酒而开，因为赏梅花，饮美酒乃人生之一大快事，故有“似为冻醪开”的遐想。

　　最后两句“若在秦楼畔，堪为弄玉媒”，假设梅花长在秦楼的旁边，它完全可以以自己的美做弄玉的大媒人，而不会为他人所见笑的。这两句进一步突出梅花的美。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