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客馆临江，所以开头先点出环境特点。“水面细风生”，写的是清风徐来，水波微兴的景象。但因为是在朦胧的暗夜，便主要不是凭视觉而是凭触觉去感知。“生”字朴素而真切地写出微风新起的动态，透露出在这以前江面的平静，也透露出诗人在静默中观察、感受这江馆夜景的情态。因为只有在静默状态中，才能敏锐地感觉到微风悄然兴起于水面时所带来的凉意和快感。这个开头，为全诗定下一个轻柔的基调。 

　　第二句“菱歌慢慢声”，转从听觉角度来写。菱歌，指夜市中歌女的清唱。她们唱的大概就是江南水乡采菱采莲一类民歌小调。“慢慢声”，写出了歌声的婉曼柔美，舒缓悠扬。在这朦胧的夜色里，这菱歌清唱的婉曼之声，随着阵阵清风的吹送，显得格外清扬悦耳，动人遐想。如果说第一句还只是为江边夜市布置了一个安恬美好的环境，那么这一句就露出了江边夜市温馨旖旎的面影，显示了它特有的风情。

　　“客亭临小市，灯火夜妆明。”客亭，就是诗人夜宿的江馆中的水亭。它紧靠着“小市”，这才能听到菱歌清唱，看到灯火夜妆，领略水乡夜市的风情。这一句明确交代了诗人所在的地方和他所要描绘的对象，在全篇中起着点题的作用。诗人不把它放在开头而特意安排在这里，看来是用过一些心思的。这首诗所描绘的景色本比较简单，缺乏层次与曲折，如果开头用叙述语点醒，接着连用三个描写句，不但使全篇伤于平直和一览无余，而且使后三句略无层递，变成景物的单纯罗列堆砌。现在这样，将叙述语嵌入前后的描写句中间，一则可使开头不过于显露，二则可使中间稍有顿挫，三则可使末句更加引人注目，作用是多方面的。

　　末句又转从视觉角度来写。透过朦胧的夜色，可以看到不远处有明亮的灯光，灯光下，正活动着盛妆女子婉丽的身影。“明”字写灯光，也写出在明亮灯光照映下鲜丽的服饰和容颜。诗人写江边夜市，始则在朦胧中感触到“水面细风生”，继则在朦胧中听到“菱歌慢慢声”。就在这夜市刚刚撩开面纱，露出隐约的面影时，却突然插入“客亭临小市”这一句，使文势出现顿挫曲折，也使读者在情绪上稍作间歇和酝酿，跟着诗人一起用视觉去捕捉夜市最动人的一幕。因此当夜市终于展示出它的明丽容颜——“灯火夜妆明”时，景象便显得分外引人注目，而夜市的风姿也就以鲜明的画面美和浓郁的诗意美呈现在面前了。

　　旅馆夜宿的题材，往往渗透着凄清孤寂的乡愁羁思。从“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相继不衰。王建这首旅宿诗，却怀着悠闲欣喜的感情，领略江边夜市的诗意风情。这里面似乎透露出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新的生活场景，而有关这方面的描绘，在以前的诗歌中是反映得不多的。由此启渐，“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一类描写便时常出现诗人笔下。这恰恰反映出了时代生活的变化，和由这种变化引起的诗人视野的扩大，和审美感情的变化。

　　《门有车马客行》，乐府旧题。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戚雕丧之意也。”西晋武帝末年，陆机和弟弟陆云离开江南家乡，北上洛阳以求取功名。不久，晋武帝去世，围绕权力的再分配，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陆机沉浮于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备感仕途艰险、人命危浅，由此也常常生发出怀念故乡亲友之情。这首诗虽沿用乐府古题，但反映的却是陆机自己的感情。

　　诗的开端六句，交代有客自故乡来，诗人急忙出门迎接。首句点应诗题。“念君”二句，以故乡客口吻点明作者离乡时间之长，以故乡客远涉而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为下文的问讯作了铺垫。“江湘”，偏指长江，因从江东至中原无须经湘江，诗人此为协韵而已。“濡迹”，涉江时沾湿的足印，二字概写故乡客行旅的艰辛，起到以少胜多的效果。“投袂”两句，刻画诗人迎接故乡客的急切状态，神情毕肖，透过这毫无斯文气的动作描写，读者可以联想到诗人平素对乡音的殷切企盼。

　　接下来“拊膺”二句，写诗人见到故乡客的激动情态。诗人连用“拊膺”“携”“掩泪”几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创造出一种极端伤痛的氛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积抑已久的悲情。重情是魏晋思潮的一大特征，由于个人意识加强，魏晋文人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了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在情感的表达上，也冲破了汉儒“温柔敦厚”、“哀而不伤”诗教说的抑制，敢于尽力宣泄。陆机不仅在理论上首标“诗缘情”之说，而且在创作上大力实践之，他“观尺景以伤悲，俯寸心而凄恻”（《述思赋》），往往尽最大的努力来强化自己的感情。“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不正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流露。

　　“借问”八句，写亲友零落，桑梓倾覆的惨淡现实。重逢乡亲，自然就要问讯故乡亲友的情况。而世间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亲友的存亡问题，譬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的八十岁老兵，他“道逢乡里人”，最挂念的也是“家中有阿谁。”“恻怆论存亡”，同样真切地表现了陆机的这种心情。然而，答案却令人黯然神伤。“亲友多零落”六句，展示了一幅极其惨淡的图景：亲友大部分零落了，有德望的老人则全死光了；昔日豪华壮丽的官府殿堂倾颓殆尽，或沦为杂草丛生的荒丘，或沦为商贩出入的集市；放眼望去，郊原坟冢垒垒，松柏郁苍。六句诗，“亲友”两句和“坟垄”两句形成相反相成的强烈比照，“市”与“朝”，“城阙”与“丘荒”，也对比鲜明。这都体现着作者巧妙的艺术匠心，只有通过这种对比组合，才能创造出沧桑陵谷的气氛和惊心动魄的感染力。

　　结尾四句，诗人把亲友零落、生命短促的现实痛苦升华为对整个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悲叹感伤。“道”，此指自然规律。信，确实。“崇替”，衰亡，灭亡。“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宇宙间万灵万类终归要走向衰亡，人又岂能获免！着一“信”字，更见沉痛。既然人的衰亡是宇宙之必然，那每个人都在劫难逃了，零落者的今天，便是“我”的明天，于是诗人便在一曲欲解不能的伤叹中收束全诗：“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惟，思。“俯仰”二字突现诗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与悲伤萦怀、感慨淋漓的气氛相吻合，更易产生“每读一过，令人辄唤奈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