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行路难》的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诗人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结交一些纨袴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他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至于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曳裾王门不称情,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剑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他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剑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现在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像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他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他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指游食于王侯之门。不称(chèn)情:不如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生道路如此宽广,唯独我没有出路。
我不愿意追随长安城中的富家子弟,去搞斗鸡走狗一类的赌博游戏。
像冯谖那样弹剑作歌发牢骚,在权贵之门卑躬屈节是不合我心意的。
当年淮阴市人讥笑韩信怯懦无能,汉朝公卿大臣嫉妒贾谊才能超群。
你看,古时燕昭王重用郭隗,拥篲折节、谦恭下士,毫不嫌疑猜忌。
剧辛和乐毅感激知遇的恩情,竭忠尽智,以自己的才能来报效君主。
然而燕昭王早就死了,还有谁能像他那样重用贤士呢?
世路艰难,我只得归去啦!
注释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字面上是说自己耻于像长安的市井小人一般凭着斗鸡小技赌胜微不足道的彩头暗讽唐玄宗在宫内设置斗鸡坊,斗鸡小儿因此而谋得功名富贵。
弹剑作歌奏苦声:战国时代,冯谖投齐国贵族孟尝君门下为门客,但不受孟尝君的重视,便三番弹剑作歌,抱怨自己得到的待遇太低。
曳裾王门:语出《汉书·邹阳传》中的“饰固陋。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行路难》的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诗人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结交一些纨袴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他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至于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曳裾王门不称情,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剑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他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剑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现在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像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他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他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指游食于王侯之门。不称(chèn)情:不如意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可是入京后,却没被唐玄宗重用,还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撵出了长安。李白被逼出京,朋友们都来为他饯行,求仕无望的他深感仕路的艰难,满怀愤慨写下了《行路难》组诗。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上片写琵琶女高超的技艺和内心的幽恨。苏轼借北齐善弹琵琶的冯淑妃的名字指称琵琶女,暗含着对她的技艺的赞许和肯定。“初上琵琶弦”,是说转轴拨弦,开始弹奏。听去果然不同凡响:“弹破碧云天。”古人形容歌声响亮和美妙,本有“响遏行云”之说(见《列子·汤问》),唐诗“歌遏碧云天”即由此而来。苏轼再加变化,用来夸说琵琶弹奏的高妙动人,是恰切不过,而又有创新意味的。着一“破”字,可能受到“鬼才”诗人李贺“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这句诗的启发,以突出其超常的艺术效果。由于受到词调字句的严格限制,苏轼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样在《琵琶行》中对另一个琶琶女的绝技展开描写,而只是从听者感受的角度,以夸张和写意的笔法作了高度的概括,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收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说琵琶女技艺高超,还表现在:“分明绣阁幽恨,都向曲中传。”能把一个闺中女子内心深微、复杂的感情,都通过琵琶弹奏的乐曲传达出来,让苏轼“分明”地加以体认,这是很精湛的技艺。这两句虽然同样写听觉感受,却从曲调传写的情感(或心理内容)着眼,因而并不显得重复,而且多少接触到了琵琶女的内心世界,也暗含着苏轼对她的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上片写琵琶女,句句紧扣“琵琶”的弹奏,寥寥几笔,就能给人以比较鲜明、深刻的印象。
下片转换角度,写琵琶女的外形美。过片“肤莹玉,鬓梳蝉”两句,从正面着笔写琵琶女的肤色白皙和鬓发俏丽,像是电影中的两个特写镜头,表现了琵琶女外形的美丽。接下去“绮窗前”一句,像是写了一个侧影,与上片联系起来看,这该是琵琶女弹奏之处,原来那美妙动听、曲传幽恨的琵琶声就是从这儿发出的。所以这一笔虽已虚化,却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回味的空间。结尾以明月来衬托,使琵琶女更显得天姿国色,美丽动人。妙在将明月人格化,说明月在今夜特意随人行走(当明月发现琵琶女之后),似乎要同琵琶女比一比谁更美好呢。这是苏轼听到琵琶女弹奏时,恰好见到当空的一轮明月,灵感突发,因而获致的神来之笔
从全词来看,上片为主,而下片为宾,下片所写的人的外形美,对于上片所写的技艺之精、乐声之美来说,也是一种衬托。苏轼使二者相得益彰,更突出了琵琶女美的形象。这是作品艺术构思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在中国都是节日,真是有趣的巧合。元代的民间散曲家注意到这一点,作了同曲牌的组曲分咏它们,本篇就是其中的一支。既然是分咏,就必然要突出各个令节的特色。七夕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牛郎织女在夜间的相会,这是家喻户晓而又令人动容的美丽传说;二是民间妇女的“乞巧”风俗,《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可见其来源颇为古老。除了向月穿针的“赛巧”外,还有用蜘蛛在瓜果、小盒中结网,以及用水盆浮以松针纤草布现图形的“得巧”。熙熙乐乐,热闹非凡。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节日,能像七夕这样,与日常生活及幸福理想同时如此地贴近。
这支小令仅用两旬对仗:“天孙一夜停机暇,人世千家乞巧忙”,就酣满地兼顾了七夕的两大特色,一“暇”一“忙”,相映成趣。从“天孙一夜”与“人世千家”的悬殊比照来看,作品的重心在于后者;但人世于七夕所领受的节日情味,其源头正是天上牛郎织女相会故事的浪漫色彩。所以第三句又转回了“双星”,他们在经过一年的久别后,心事自然深密,情话自然绵长。这一句并不用直述表示,而用一个“想”字领起,“想双星”的人儿,心儿该同双星靠得多么紧啊!缅怀、遐想、赞美、怜惜、期望、羡慕……全都包容在这“想”字中了。
于是就有了末二句的神来之笔:“七月七,回首笑三郎。”这段话有两重解释。据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天宝十载七夕,杨贵妃在骊山宫“独侍”唐玄宗。“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这也就是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一段的本事,白诗引文详见注③。按照这样的理解,“回首”就是杨贵妃的现场动作,她“回眸一笑百媚生”,向着明皇传递脉脉情意;这两句通过李、杨二人在七夕夜的呢爱与密誓,表现了这一佳节对天下情人具有欢乐畅怀的不寻常意义。这是一重含意。然而,“他生未卜此生休”,明皇同贵妃不要说“世世”,在当世的夫妇也未能做到头。正是“三郎”本人,在“安史之乱”中违心地下令处死了对方。《长恨歌》记他之后还宫的情景:“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他无疑在“西宫南内”的“夕殿”中悄然地消度过七夕。从这一意义上,“回首”就是对历史的回顾,“笑”也不是呢笑、媚笑,而是嘲笑和嗤笑了。一切在七夕节享受欢乐、尊重感情、珍护理想的情男爱女,都有资格“回首笑三郎”。这是又一重含意。两重解释都能成立,它们在并列中互为补充,且将情侣在“七月七”的热烈奔放表现得栩栩如生。小令至此虽戛然而止,却仍使人回味无尽,同末句的双关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