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
首联切合题目，写友人的形象和送别的地点。友人年事已高，满头如雪的白发，是一位皤然老叟。友人归去，取道水路，送行的地点是在浙江边，这两句各自构成一幅简单的画面，迎风飘拂的白发和烟水迷离的江面互相映衬，显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颔联作为首联的补充，点明送别的时节和情景，暮春时节，群芳凋零。花落花飞，红消香断，诗人本已感慨丛生，更何况在此落花时节，友人要千里归去。与友人就此握别，何日重逢，能否再见，均未可卜，此情此景，令人黯然神伤。只有这临别的一杯酒，也许能略壮行色，并可将恼人的离愁别绪冲淡些。对句即从眼前实景推开一层，虚写抒情，是劝慰朋友，也聊以自慰，不要为别离过分感伤，虽相隔千里。也可以共享皎洁的月光。语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与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同意。一二两联多系实写，故颈联纯从虚处着笔，避免了文情的板滞。这一联以两个精整的对句，写友人、也是自己的抱负和志趣。诗人送别的友人是谁，这位友人的性格节操以及千里归去的缘由，一二联均阚而未提，但从作者送别的深情厚谊，隐然可见这位朋友的高尚人格。这两句便点明友人此行是归隐山林，因而可以推测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当在宋亡以后。上句以《庄子》中背负青天高飞九万里的大鹏来比友人放情江海作逍遥游。下句以山林麋鹿喻友人的疏野之性。两句既是赞友人，也是自喻。但是郑思肖系心家国，就在元兵已南下，南宋王朝濒临绝境之际，还以极大的义愤，叩阍上书太后、幼主（恭宗），激昂慷慨。所以他与友人此时的离世高蹈，决不是性喜山林，而是表现了决不向新朝俯首的气节。
尾联勒回，关合“送别”，在友人的归帆渐远渐隐之际，回眸凝望，只有烟雾萦绕的林木，昏黑幽暗，深不可测。“冥冥烟树深”，是写景，也暗示作者在易代之际心情的沉重和迷乱。这是诗中写景之句，富于象征性。它深化了诗的意境，余音不尽，具唱叹之致。
该词描写精美的春归之景，以惜春之怀，发幽婉深恨之情，令人思之不尽，可谓这首词的显著特点。
词的上片写春归之景。从落红铺径、水满池塘、小雨霏霏，到杏园花残、杜鹃啼叫，写来句句景语、情语。清秀柔美，深美婉约。先写飘零凋落的花瓣已经铺满了园间小路，池水上涨已与岸齐平了，再写说晴不晴，说阴不阴，小雨似在逗弄晴天一样。观看杏园已失去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动人景色。它像一个青春逝去的女子，容颜显得憔悴而没有光泽了。再听枝头杜鹃鸟儿，传来声声“不如归去”，泣血啼唤，多么令人伤感。
杜牧诗有：“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这句可能化用小杜诗意。作者从所见所闻之春归的景物写起，不用重笔，写“落花”只是“铺径”，写“水”只是“平池”，写“小雨”只是“霏霏”，第三句写“杏园”虽用了“憔悴”二字，明写出春光之迟暮，然而“憔悴”中也仍然有着含敛的意致。片末，总括一句“无奈春归”，其无可奈何之情，已在上述描写中得到充分表现。但也只是一种“无奈”之情，而并没有断肠长恨的呼号，这样就见出一种纤柔婉丽之美。
词的下片，侧重写人。写她独自一人登上冒出柳树枝头的画楼，斜倚栏杆，手捻花枝。这句似由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词意化来。紧接着又写下一句“放花无语对斜晖”，真是神来之笔。因为一般人写到对花爱赏多只不过是“看花”、“插花”、“折花”、“簪花”，都是把对花的爱赏之情变成了带有某种目的性的一种理性之处理了。而从“手捻花枝”，接以“放花无语”，又对“斜晖”，委婉含蓄，哀怨动人，充分体现了少游词出于心性之本质的纤柔婉约的特点。
秦观这首词所写从“手捻花枝”到“放花无语”，是如此自然，如此无意，如此不自觉，更如此不自禁，而全出于内心中一种敏锐深微的感动。当其“捻”着花枝时，其爱花是何等深情，当其“放”却花枝时，其惜花又是何等无奈。而“放花”之下，乃继之以“无语”，正是因为此种深微细致的由爱花惜花而引起的内心中的一种幽微的感动，原不是粗糙的语言所能够表达的。而又继之以“对斜晖”三个字，便更增加了一种伤春无奈之情。“放花无语对斜晖”，七个字中只是极为含蓄地写了一个“放花无语”的轻微动作，和“对斜晖”的凝立的姿态，却隐然有一缕极深幽的哀感袭人而来。所以继之以“此恨谁知”，才会使人感到其中之心果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幽微之深恨。
诚然，词人没有写她“恨”什么。但从词人描绘的这幅春归图里，分明看见她面对春归景色，正在慨叹春光速人易老，感伤人生离多聚少，青春白白流逝。全词蕴藉含蓄，寄情悠远。真是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余味。
全诗共十四句。开头的四句，是自写，写自己饭僧前的忙碌。饭僧成为王维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日，他所迎的是远道而来的高僧，故而特别地殷勤而隆重。“先期扫弊庐”，诗人提前打扫房屋，就为了等候这些远行而来的僧人。
中间六句，写“云峰里”来的高僧。覆釜山的高僧们终于被盼来了。这些僧人们果然不同凡俗，他们的物质需求极低，却异常地虔诚，也异常地专注，除了看道书、诵佛经外，连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
最后四句是写禅悟。“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二句，写其彻悟。诗人在与高僧们的交流中，享受空门、山林的幽寂之乐。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金刚般若经》）的禅宗要义，彻悟到真正的乐事乃寂灭与涅檗，明心见性，即事而真，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湛然常寂”的境界禅宗圆通静达的启悟。这也使其除去了一切世俗妄念的执，因此，现实中的生命与物质便空幻虚无而显得不重要了，生成了“思归何必深”的处世遇物的生存智慧。这样的收束，类似谢灵运诗的玄言尾巴。其实，王维诗中也有些这样的“尾巴”，因为他也太想将自己的禅悟禅悦直白地表达出来，并传达给世人。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