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感春怀人之作，上阕着重写景，下阕着重抒情，各有侧重又情景交融，将怀人之思表达得深婉曲折。
“厌莺声到枕，花气动帘，醉魂愁梦相伴”，开篇三句写春日的清晨，黄莺呜叫，春花绽放，微风吹过，香气弥漫，这本是一片生机昂然的美好景象，可是词人正处在伤春怀人的心情当中，无法排解忧愁，便以喝酒来麻痹自己，将愁绪消解在醉魂之中，希望以沉睡来逃避现实。可是黄莺不解其意，唱和不停，词人因被吵醒而心情更加烦躁，不禁生出对莺鸟的厌恶之情。
“被惜余薰，带惊剩愁。几许伤春春晚”，这三句含蓄而细腻地刻画出词人怀念旧人的真诚心切。“余薰”是旧人留下的馨香，可是斯人已去，词人唯有珍惜她仅留下的一点余香。“惜”字表现出词人对旧人的珍惜和无限怀念。词人日日思念故人，以至于腰带的剩愁越来越多，“惊”字突显出词人消瘦程度之深。
消瘦是源于对伊人的思念，这一句实有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意蕴，柔情脉脉，令人动容。这种憔悴也表现了主人公的坚毅和执著。“几许伤春春晚”一句沉重哀伤，在伤春的情绪中，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暮春，念及自己与伊人别离的日子愈来愈久，词人伤叹不已。这一句既是对前文“伤春”之情的总结，也领启了下文关于“春晚”的描写。
“泪竹痕鲜，佩兰香老，湘天浓暖”一句中引用了“湘妃泪竹”和“屈原佩兰”两个典故。暮春时节，湘妃竹的点点泪痕犹在；屈原所佩戴的兰花香草已经老旧了，天气已进入“浓暖”时分，说明春天即逝，即将入夏。此情此景让词人记起当年屡次盛邀佳人，与她在江畔沐风赏月时的欢会情景。
“须信鸾弦易断。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鸾弦”在这里指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交好，可弦断能够再续，但佳人远去，已杳无踪迹，这萧萧琴声里的相思幽怨她不曾得知。相会遥遥无期，那悠悠弦鸣里寄寓着几多无奈和伤感。
“认罗袜无踪，旧处弄波清浅。青翰棹舣，白苹洲畔。尽目临皋飞观”，词人引用曹子建（曹植）《洛神赋》中的典故，把心上人比作步履轻盈，姿态曼妙的仙女，可惜佳人仙踪无迹，不得追回。遥想彼时佳人在河塘撩弄清波，姿态妩媚诱人，可如今河塘处再无佳人倩影。江畔舟船飘摇，水中白苹浮动，词人极目远眺，尽是旧日风景。睹旧物而不能感旧情，词人心中的惆怅更加深切。
“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归来双燕”，词人叹惜伊人不解情，别期无定，令他终日相思萦怀，受尽千般煎熬。只能从双燕归来的景象中强寻安慰，似是欣喜，实则凄凉，充分表现了词人因思念伊人而无法排遣的抑郁痛苦，以及盼望佳人早日重回身边的急切情怀。
此词大量运用点染法，即情思并非一泻无余，而是情一点出，即以景物烘托渲染，如“被惜馀薰，带惊剩愁，几许伤春春晚”，与秦观的词在写法上有共同点；多用借代手法，如“泪竹痕鲜，佩兰香老，湘天浓暖。须信鸾弦易断，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等句，表达委婉含蓄隐晦，与唐李商隐的诗有相似之处。
青弋江发源于黄山山脉东南部，上游水流湍急。“涩滩鸣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舠。渔子与舟人，撑折万张篙。”这是写上游江水蜿蜒曲折，两岸千嶂绝壁，翠竹凌空，奇秀多姿。而下游自泾县至芜湖汇入长江，沿途水流平缓、清澈如镜、良田平畴、阡陌如秀、人如画中游。可见在唐代青弋江上游就有舟楫往来。
诗人抓住陵阳溪至涩滩一段江水湍急、怪石峻立的特点，勾勒出了一幅舟行险滩的图象：江水咆哮，冲击着滩中的巨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嘈嘈之声；翻涌的波涛，撞击在岩石上，激起了象雪一样的浪花；两岸山林里还不时传来一声递一声的猿猱的哀鸣；江滩里侧石凌出，就连如叶的小舟也难以通行。然而，就在这凶险万分的涩滩，渔夫和舟子，为衣食所迫，不得不终年与惊涛骇浪搏斗。看！就在那远远的江面上，又来了一只渔舟，舟人正撑着长长的竹篙在艰难地前进……诗中最后两句，“渔人与舟子，撑折万张篙”，便是全诗主旨的所在，集中地再现了劳动人民危险艰辛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斗争精神。
这首诗尽管篇幅短小，但在艺术表现上还是很有特色的。诗的前四句摹声状物极力渲染自然景物的险恶气氛，作为画面的背景，极好地烘托了画面主体部分的夸张描写。相反，最后两句对于渔人舟子撑篙行船艰苦万分的夸张描写，又进一步点染了江滩的险恶。画面上，这种背景与主体的相互映衬，着重突出了全诗的主题。这首诗的另一特色，是采用了绘画上传统的大写意的手法。诗人在刻画意境时，能够抓住景物给人感受最强烈的几点，于大处落墨，笔触简劲，而不是象工笔画法，力图笔笔不苟，枝叶筋脉，纤毫不爽。诗中“撑折万张篙”一句，似乎是细节刻画，但也是仅此一笔，而且是经过了大胆的夸张。所以全诗侧重表现的并不在于细微的真实，而是在于捕捉事物的神韵，予以强烈的表现。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