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明镜喻贤良，指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昏镜喻邪僻，指宪宗亲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指宪宗。
诗前引子记述制镜工匠谈投合人们爱憎好恶心理的生意经，揭示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人们挑选镜子，并不讲求镜子质量的优劣，而务在“求与己宜”——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明镜“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来比况君主用人，即是说君主用人，同人们挑选镜子一样，亦在“求与己宜”，因而，贤良之才不遇英明之君，便不合而遭弃置。用意在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说他们遭贬被杀，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在于宪宗不是英明之君，是宪宗的爱憎好恶所至。引子重在阐明明镜何以遭弃置，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诗则重在揭示昏镜何以受重视，讽刺宪宗君臣。诗的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明快，意旨明白易了。
头二句写昏镜的制作材料和透明度差，徒有镜子之形而无镜子之实，揭示其丑陋本质。古时镜子以精铜磨制而成，“美金”即指精铜。“非美金”，是说镜子本要用“美金”——精铜制成，而昏镜则不然。“丧其晶”，是说制镜本要讲求晶莹明亮，透明度高，而“非美金”制成的昏镜则丧失了这个特征。二语仅用否定修辞手段，便构成美丑的强烈对比，造语简练之极而表现效果鲜明突出，颇为精妙。“漠然”，形容昏镜暗淡的样子。
三四句揭露喜欢昏镜的人的丑陋本质。“陋容”写其客观容貌丑陋，“自欺”写其主观心理丑陋：二陋合一，于是喜欢昏镜，说昏镜同明镜一样明亮。诗人非常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精练。喜爱昏镜的是陋容之人，但陋容之人并非都喜爱昏镜，仅是其中有“自欺”心理者喜爱，着一“多”字，即把这种区分和数量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并突出了其表现的重心——“自欺”，精练准确之至，相当考究。“他镜”，指“美金”制成的明镜。
五六七八句写昏镜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瑕疵既不见”，隐瞒其陋，不见真容；于是“妍态随意生”，自以为美貌无瑕，称心如意；于是“一日四五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是“自言美倾城”，自诩天下第一美人舍我莫属。这四句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言词尖刻，意境生动，把陋容之人面对昏镜的“自欺”表演和得意心理描写得维妙维肖，讽刺得淋漓尽致。“随意生”三字新奇而意味深长，是诗人刻意所为的篇中传神之笔。
九十两句承前说，昏镜即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得到陋容之人的爱重：用绣花带子装饰它，用美玉匣子盛放它。以上十句咏昏镜，极力挖掘昏镜受爱重的原因，以揭露和讽刺喜爱昏镜的人。末两句概括题旨，暗示写作的目的。陋容之人喜昏镜而弃明镜，在于“适”与“非适”，“适”则受爱重，“非适”则被轻视，“非适乃为轻”，就二者言，概括出一篇主旨。“秦宫”，指明镜，传说秦始皇宫中有面方镜，能照见人的脏腑，辨别人心忠奸（见《西京杂记》卷三），这里用这个典故极写明镜贵重，并用反诘语气加以强调，把“适”与“非适”的题旨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句写得感慨至深，孤愤之情溢于言表，颇能见出作者以明镜自比（包括革新人士）的寄托之意，与秦始皇爱宝镜的典故联系，暗示出作品的现实寓意——针对亲信宦官佞臣而迫害革新人士的唐宪宗而发。又唐太宗曾论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刘禹锡这首诗的立意显然受此启发。太宗曾为秦王，用“秦宫”颇切太宗此事，是双关语（刘禹锡长于此道），谴责宪宗不肖，喜昏弃明，违背祖训，实是妙绝。
此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全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呼应；即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阔大，情调乐观昂扬。
词以一个问句开始，词人写道：“何处望神州。”“神州”指中原地区。“兴亡”指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这里的“神州”是词人心中不忘的中原地区，是他一生都想收复的地方。接着写道：“满眼风光北固楼。” “北固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上，下临长江。词人登上北固亭以望神州，看到的却是北固楼的优美风光。然而，那时候却是山河破碎，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对于爱国诗人来说，触景生情，心念家国，哪里有兴致去欣赏美景。
词人接着说： “千古兴亡多少事？”这是一句问话。词人禁不住发问，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往事悠悠，是非成败已成陈迹，只有这无楼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形容漫长、久远。这里，叠词的运用，不仅暗示了时间之慢，而且也表现了词人心中无楼的愁思和感慨。接着的“不楼长江滚滚流”句，词人借用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楼长江滚滚来”意境，不但写出了江水奔腾而去的雄壮气势，还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感、历史感都形象地表达出来。
接下来，辛弃疾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笔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地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作者自问又自答曰：“曹刘”，唯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辛弃疾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略，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芹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非称赞有加，然而，在这首词里，词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其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意。 作者在这里极力赞颂孙权的年少有为，突出他的盖世武功，其原因是孙权“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极似，作者这样热情赞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其实是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鞭挞。
据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辛弃疾借用此典，意在说明只有像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才能与孙权一决高低。其实，暗示了只有孙权才是天下第一英雄。词人赞赏孙权，就是要此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感叹如今南宋当下没有像孙权这样的人来扭转乾坤。
于是，词人末句写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据有关资料记载，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孙权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于是感叹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 意思是说，生儿子应该像孙权一样，而刘景升的儿子就像猪狗一样。我们从词人用这一典故来看，希望南宋有如孙权那样的有志之士。其实，这也暗示了自己就如孙权一样，有奋发图强，收复失地的伟大理想。当然，暗示了自己的对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愤恨。
曹操所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摇摇欲坠的政局中，也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对刘景升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然而纵然作者不予道破，而又能使人感到不言而喻。因为上述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辛弃疾只说了前一句赞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辛弃疾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和议的众多王公大臣，都是刘景升儿子之类的猪狗。词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意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中只有曹操、刘备配称孙权的对手。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的蕴含和思想深度来说，南宋时代人，如此看重孙权，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为南宋朝廷实在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却没有出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本是曹操的语言，而由辛弃疾口中说出，却是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奋发图强的时代的呼声。
这首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怆雄壮，意境高远。它与稼轩同时期所作另一首登北固亭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风格明快，一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其趣，而都不失为千古绝唱，亦可见辛弃疾丰富多彩之大手笔也。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金菊对芙蓉》，这个词牌华美而清妍。题副是“上元”，由词题看是咏节序。此类诗词是比较难写的，南宋的张炎曾慨叹：“昔人咏节序，不唯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后有刘永济在《词论》中言：“咏节序风物之作‘贵能直写我目、我心此时、此际所得。’”容若这篇则是以咏节为蓄，实乃怀人之想，予景于情，清朗自然，婉转流深，情深意切。
上元佳节，本是团圆欢聚的日子，这更让敏感多情的容若黯然神伤。容若思念着见阳，那个可以互诉衷肠把酒言欢的兄长知己，正身处战火纷飞之中。战地太过凶险，随时将有性命之忧，所以，他那细腻盛烈的心意中之深深牵念如何做的到独善其身呢？纵使再多书信，再多诗词，亦消融不了那一刻他心头凝结的悲凉愁绪。那，便是感人千古的义重如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