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一封求救信。在信中，孔融叙述了好友士盛孝章的危因处境，呼吁曹操对他加以救助。信中引经据典，讲说道理，举了燕昭王招贤纳士的例子。把救助朋友与招揽贤才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文感情真挚，语言恳切，词意委婉动人，十分感人。
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合终离的。开始，曹操拥戴献帝，定都许昌，邀请名流，并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孔融以为曹操可以辅佐皇帝，振兴汉室。他在此期间，对曹操寄予希望，有所赞扬，并常常推荐人才。后来，曹操专权之势严重，代汉之心明显，这自然使儒家正统人物孔融不能容忍。他原本对曹操存有戒心，任北海相时就觉得曹操“终图汉室”，所以“不欲与同”（《后汉书·孔融传》）。于是孔融公开反对曹操，常用嘲弄讥讽之辞，指责他规定禁酒、抑制豪强、滥杀无辜等。对此，曹操无法长期容忍，就在北方大局已定之后，虚构罪状，杀害了孔融。
文章第一段抒发感情，打动对方。作者是为盛孝章事而向曹操求援的，不过，他在开头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感叹岁月流逝不止，叙述彼此年有半百，以此缩短距离，密切关系。他又感伤知交零落，表示世上朋友难得，进而提出当时“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使曹操认识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视朋友尚存的机会。这样的铺垫显得自然亲切，有助于双方消除隔阂，沟通感情，也有助于文章叙说事理，达到目的。随后，作者叙述了盛孝章的艰危处境，说他被困在江东，受制于孙权，妻丧子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并强调如果“忧能伤人”，那么盛孝章就不能达到较长年寿。所言不仅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悲惨境遇，显出救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点明忧伤危害朋友的身心健康，自然形成动人的感情力量。这就使曹操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不得不考虑救助之事。
第二段论述道理，说服对方。文章谈论交友之道，引经据典，阐明大义。它先指出：“《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这里借用桓公之事，说明曹操应该迅速营救盛孝章，。果他置之不理，就要像桓公不能救邢那样，自感羞耻。接着文章点明盛孝章具备才能，很有名望，堪称“丈夫之雄”，尤其是天下善于谈说议论的人，都要依靠盛孝章来宣扬自己的名气。所言既强调这样的杰出人物是十分难得的、非常有用的，又表明曹操要是救助人才就可使自己声名远扬。显然，这对渴望招致贤能、成就大业、发扬声名的曹操来说，是正合心意的。在称赞盛孝章的同时，文章再次提到他处境的岌岌可危，“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这是以形象而对偶的语句突出事态的严重性和救人的迫切性，希望曹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立即采取援助行动。然后，文章郑重指出假使曹操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使像盛孝章这样的人物身处逆境，生命垂危而无人营救，那么“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所言涉及孔子和朱穆有关交友之道的言论。孔子曾教导学生应该善于择友，同正直的、诚实的和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同阿谀奉承的、两面三刀的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朱穆因感叹东汉世风浇薄，不讲友道，就写下《绝交论》以示讽刺。作者提到他们的交友之言，就是要曹操通过救助盛孝章的实际行动来发扬友道。尽管字里行间不无逼迫之意，但是言而有据，论之成理，深刻认识到援救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救则是违背大义的。这是从当时曹操想大有作为又掌握政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对此，曹操只能接受，无法拒绝。在详论交友之道的基础上，文章自然写出作者的建议，恳请曹操“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孝章可致，友道可弘”。这里文笔轻松，显出意义极其重大，而办事易如反掌，自然会使曹操产生救援的念头。
第三段展示美景，吸引对方。在前面劝说曹操弘扬友道、解救人才后，文章着重分析为国求贤的问题，进而援引史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明主爱才、群贤毕至的大好局面。它先批评了“今之少年，喜谤前辈”的不良风气，直言有人对盛孝章的非议纯属诽谤，别有用心，以此防止曹操可能听信流言，产生误会。它又再次提到盛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确实是当今名士贤才，任何诽谤都无损于他的人品与才能，这就使曹操出面救援的想法更加坚定。文章随后强调曹操面临国家即将灭亡之际，正在从事“匡复汉室”的大业。“正之之术，实须得贤”。要使社稷得以维系和生存，首先就要吸收大量的贤能之士，让他们能够发挥才能，帮助朝廷，克服困难，治理国家。当务之急就是救助盛孝章，只有这样，才能招致贤才。在治国需要贤能帮助、曹操应该救援人才的说理过程中，作者泼墨如云，多用比喻，联系史实，展开论证，充分表现了人才会集、事业兴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书信谈到古代国君重金买骨和燕昭王尊敬郭隗的事情，文章指出古代国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言下之意是即使盛孝章不是杰出人物，但是招致他来，可以获得好士的美名，并使更加优秀的人才纷纷来归。文章又指出“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所言认为只要像燕昭王修筑宫台、尊敬郭隗那样，怀有招贤纳士的真诚心意，天下贤者就必将心悦诚服，接踵而至，献策出力。文章进一步强调历史上由于燕昭王真心求贤，“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而现实中如果能重视、帮助和录用人才，也就会重现过去这种人才共同为国效力的鼎盛景象。作者有意描述这样的景象就是要吸引曹操，让他明确营救一个盛孝章是大有好处的。会使众多的贤能前来效力，这是天赐良机，应该及时把握，不能失之交臂。这样的景象确实也是曹操非常向往、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会把救援想法付诸行动的。在正面论述好士所得到的切实利益后，作者笔锋一转，折入反面推理。“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形象的论述和自然的用典充分说明了不救助人才的严重后果，也对曹操的救援行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文结语言简意赅，表明所述之事是曹操所熟悉的，而叙述的原因则是“欲公崇笃斯义”，希望曹操能重视交友求贤之义。
这篇文章充满感情，富有气势，而且论证有力，用事贴切，比喻形象，对照鲜明，骈散相间，行文变化自如，语言丰富精美。它取材广泛，要点突出，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人才的爱惜。文中提到《春秋传》的记载、孔子与朱穆的言论、古代国君和燕昭王的事例等，或引用，或证明，或深化观点，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这样广征博引，就使文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也使所揭示的交友求贤道理建立在典籍和史实的坚实基础之上，表现的自然信服。孔融的文章很能代表建安前期的特点，胆大气盛，放言无忌，才气横溢。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才略》），文章“气扬采飞”（《章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