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以铺叙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羌笛笛声哀怨、陇头流水幽咽的荒凉凄美画。诗中荒凉壮丽与哀怨婉转也是直接用羌笛吹出的。诗人夜半闻笛声,或许笛子所奏的是《梅花引》之曲调,或许根本不是悲愁的曲调,但诗人联想到悲愁的身世和处境,从而引发了悲愁之情。《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可见陇水之情乃是悲愁之情。李白《秋浦十七首》之第二首有“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之句,可见这里的“清溪陇水情”乃是断肠之情。
“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此处的寒山当在秋浦,而玉关声应该是使人肠断的悲声,因“春风不度玉门关”,亦表达出诗人常以玉门关形容去国离乡的忧愁。月光、流水、笛声、断肠人便是构成这幅画图的基本元素。
从此诗可以看出羌笛已经和表现征战之苦、思乡之痛 的《从军行》、《度关山》联系起来了,集中表现家国之思、思乡之痛。这主要是因为羌笛多与出塞、关山、陇头水等边塞的地名相联系,而这些地名令人自然而然想起荒凉的边关塞漠、流血厮杀的战场、久戍边疆未归的将士。而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伤痛的。
诗题名其画为“秋景”,有的记载称这幅画为“秋景平远”,或作“秋山林木平远”。综合各种称谓来看,“秋景”是对这幅画的内容总的概括,而具体呈现秋景的则是山水及林木,所谓“平远”即是指画中辽阔的水面景象。
第一首题咏诗的着眼处在于水面及其近岸的林木,从而呈现出一片清疏旷远之景。
诗中写的画景是一幅“水乡秋色”,或可称作“水乡秋意”。首二句给读者展示一片萧疏的水乡深秋景象。把“野水”和三四两句联系来看,画中的水面是很远阔的。首二句所写是近处的岸边景象。“参差”是不整齐之意,这里是形容水和岸相接处的形象。由于深秋水落,岸边突出许多干地,同时水也停留在一些曲折处,于是水岸边呈现出参差之状,夏季烟水弥漫时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下面继以“落涨痕”,表明秋水下落后旧日水涨淹没的岸边河床又都呈露出来了。这句展现出的是一派湾荒水涸的景象。次句写岸边景物。“疏林”点明秋景,与末句“黄叶村”前后相应,构成秋象。首句所写的水岸也可认为是冬天的景象,而“疏林”既别于木叶尽脱,更不同于枝叶浓密,只能是袅袅秋风中的树林。“疏林”下接以“欹倒”,使形象丰富多姿,更富画意。“出霜根”生于“落涨痕”,涨痕退落后霜根露出,一“落”一“出”,上下相应。“落涨痕”与“出霜根”,在“疏林”的映照下,具有浓厚的深秋意味。
三四两句,再在展向远方的画笔疏淡处着眼,逗出人情。这两句展现的画面是,一舟棹向远方,尽处林木数点。面对这令人心神旷远的自然境界,于是诗人问道:那条小舟一桨一桨地划向何处啊?应是归去江南的黄叶村吧!诗人发挥自己的想象,于景物中融入人情,如同幕后隐语,启示读者,赋予画幅以悠然无尽的情味。
组诗第二首着眼于溪山林木,此诗后二句说:“不是溪山成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可知这幅画内是有山的,是位于近处。这里树木龙蛇般蜿蜒屈曲的枝干同臆想中江南的黄叶村、有猿猴在其林间栖息的险山急滩融为一体,拓展了画面,赋予画面以悠然无尽的情味,在景物中融进人情,引发读者情思。
七绝的写法,一般是前二句叙写事物,后二句抒发情思。第一首诗虽全章在题咏秋景画,仍于前二句着重以浓笔勾勒景物,给人以亲切的时节风物之感。后二句在用淡墨略加点染之际,凭虚发挥想象,表现出人的情感,画景之外,情调悠扬,极耐人寻味。这两首诗化实为虚、虚实相映,将眼前的溪水、扁舟、树木枝干同想象中的景物融为一体,拓展了画面内涵,情味深长。苏轼才气横溢,情调高远,其诗善于驰骋神思,翻空出奇。其题风景画诗无论长篇短章,都能不停滞于物象,常从生活联想中蔚发奇思,丰富了画的意趣,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