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作诗，常常喜欢把历史上与现实中有同种遭遇的人联系在一起。因西汉的贾谊是洛阳人，能文，曾被贬长沙太傅，而贾至不仅与他同姓，而且同为洛阳人，也擅长作文，被贬岳州的地方与长沙也很相近，因此诗人开首就以贾谊来比贾至。由于西汉和唐代的京城都在长安，位在岳阳、长沙的西北面，故诗中称“西望”。而贾谊、贾至本来都是朝中京官，都是由京城被贬而出，但又时时关心朝政的状况，因此诗中又用上了“忆京华”三字，这一“望”一“忆”二字，实际上已将贾至当时被贬后的失意而又关心朝政的复杂心理揭示了出来。
正因为贾至当时失意怨望，却又时时地向往着京城，故而诗人在第二句中就开始劝慰起友人，既然已被南贬迁徙到湘浦这地方来了，就不要再去哀怨嗟叹了，次句中的“莫怨嗟”三字，完全是从首句“西望忆京华”中来的；因为“望”、“忆”之中有怨嗟意，所以才劝其“莫怨嗟”。
李白既然是劝慰朋友，总不能空口相劝，最好能找出一些劝慰的话或事来，这样对朋友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于是诗人想到：贾至虽然被唐肃宗贬至岳阳，但岳阳毕竟在长沙的北面，距离京城要比长沙近些，从这一点上来说，唐肃宗还不算太薄情，他至少没像汉文帝那样把贾至贬到长沙。于是，末二句中有所谓的“圣主恩深”、“怜君”等，都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的，都是一些宽慰之词，并不意味李白认为唐肃宗就是明君。相反，诗中话中有话，那唐肃宗与汉文帝的做法实只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屈才则同。这讽刺意味是十分委婉而深长的。
此诗一无华词，二无想象，却一气流走，天然成韵，既有着关切同情，又有着安慰宽解和委婉的措意，充溢着诗人对被贬友人的一片真挚之情。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