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檀弓》上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就是隔年的草，意指一年以后对于已去世的朋友不必再哀伤哭泣了。“宿草”，后世便成为专指友人丧逝的用语，这里蓬蒿泛指野草，句意正是由《礼记》脱胎而来，暗喻故友虽去世一年，而他犹不能忘情。当时王安石身在汴京而王令之墓则在千里之外的常州，然而凭着诗人沉挚的感情与驰骋的想象，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凄怆悲凉的画面。哀痛之情也于景中流露而出，于是从坟地写到了长眠地下的人。
“妙质”二字，后世注释的版本往往解释为“美妙的品德、卓越的才能”云云，其实不然。根据原诗第一首的尾联：“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这里是用《庄子》中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这里的“质”指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因而“妙质不为平世得”一句是说世人不能像匠石深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据当时记载，王逢原为人兀傲不羁，不愿结交俗恶献谀之徒，甚至在门上写道：“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可见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其不为世人所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微言”是用了《汉书·艺文志》中“仲尼没而微言绝”的话，意指精辟深刻的思想言论。这句说只有深深了解死者的人才明白他的微言，言外之意，他才是唯一理解王令的人，因而引出下联的回忆。这两句用典熨贴精确而又不影响词意畅达，并通过典故的运用，给原来枯燥板滞的议论注入了活力和丰富的意蕴，可见王安石铺排典故的娴熟技巧，陈师道怀黄鲁直的诗中说：“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即从此联化出。这两句对怀才不遇，知音者稀的感慨，关合王令与诗人自己，虽是为诗人王令叹息，也包含着他对自身的感喟。
颈联是追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按临鄱阳，王令六月中便去鄱阳与王安石聚会，诗句就是写这次会晤：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对着他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入了他们的酒杯。这两句以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想象、精炼的字句成为王安石诗中的名联。庐山如堕、湓水东来，已是雄奇绝伦，并以“当”与“入”两个动词作绾带，遂将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事的叙述融为一体，且气势阔大，令人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豪迈的气概和诚笃的友谊，庐山、湓水便是他们的见证。这种昂扬的格调，宏阔的意境与前文凄凉悲慨的调子适成鲜明对照，而诗人正是以这种强烈的对照，表达了不可压抑的悲愁，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尾联无限的今昔之感。
诗人沉痛地慨叹道：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全诗便在深沉的悲哀中戛然而止。
这首诗所以成为王安石的名作，就在于其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意，无论是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还是对人生知己难遇的怅恨，或是对天不怜才的悲愤，都是出于肺腑的至情。这正说明王安石不仅是一个铁腕宰相，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此诗通篇以第二人称的口气来表达，如对故友倾诉衷肠，因而凄恻感人。短短八句中，有写景，有议论，有回忆，有感叹，运用了想象、使事、对比等手段，总之，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律诗技艺，所以有人以此诗为他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不无道理的。
这首诗开篇六句以神奇恍宕之笔，借古诗中常用的传书使者青鸟为喻，巧妙地交待了接到友人来书的事件。从“青鸟海上来”到“书留绮窗前’’，其间似虚似实，变幻曲折，想象奇妙。
“开缄”二句，承接上文，点明就里。“一笑”，见出诗人打开书后由疑虑转为快慰的心态变化；称元丹丘为“故人’’，说明二人交往已早，情谊深厚。下面二句交待来书内容。“深相勖”，见出勉励之切；“劳心曲”，见出忆念之深。这两句诗，将来书内容全部囊括，将元丹丘对诗人既勉励又忆念的一片深情表露无遗。
最后六句转从诗人一方着笔，写他对友人的真挚怀念。“离居”二句借“咸阳”代指长安，表明诗人在长安已滞留了三年之久；一个“秦草绿”，已暗寓诗人见春草而思友之意。“置书”二句用“引领不暂闲’’力状诗人翘首远望的神态，正面表现浓重而炽热的思友情感。最后两句写望而不见的怅惘之情。“浮云横远山”，境界迷蒙而苍茫，以此作结，含蓄蕴藉，无限愁思流溢于言语之外。
同时这首诗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青鸟的形象及其在这首诗中的作用。青鸟是神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传说在西汉时候，汉武帝看到一只青鸟飞来，然后，西王母就到了。在这首诗里，青鸟就充当了李白的好朋友的信使。诗人天真地想：从东方飞来的信使呀，你具体是从哪里飞来的呢？衔着一封信来，丢到我手里就飞走了。天边云里，不见了你的身影，只有那封信还是实实在在的。很显然，诗人从神话里借来青鸟的形象，让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传递自己与好朋友之间的思念。于是这种思念就显得很美。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诗人的神态。是谁的来信呢？打开一看，是好朋友的，诗人由衷而笑。老朋友在信中一方面勉励诗人要克服困难，一定要在京城站稳脚跟；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读着来信，诗人不禁想到自己在长安已经三年，芳草绿了又黄了，黄了又绿了。三年过去了，自己却不能和亲密好友相聚。遥望好友的方向，浮云、远山截断思念的路。
这里诗人的心情有一个先是开心后来忧伤的转化过程。接到友人的来信，知道是友人写的，无疑给在尘世中打拼的诗人以温暖的安慰。但诗人又被信中内容勾起了对以往美好时光的回忆。
总体来说，这首诗清新俊逸，舒卷自如，写情而不外露，写景而含深情，配以奇妙的想象和形象的画面，盎然有味。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此诗是作者寄给妻子的诗，首句提出“途中景”，以途中景色，见别后离情，末两句实写途中景色，于所写景色中表现作者情怀之极苦、极乱。全诗以景抒情，写得简略含蓄，但作者的别后心情，所谓“黯然消魂”者，却又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途中景色，见别后离情，这是古代诗词中最常用的抒情方法，即以实处见虚，则实处皆虚。不说“心情”，而只说沿途风物，风物虽是早已客观存在，而行人此时此地之心头滋味却是个人所有。其深度和其浓度作者均未明言。且别情之浓，别情之乱，若一一说去，将不知费去几许笔墨，愈说得多，愈不能将此弥漫四野、飘忽怊怅之心情说全、说清，故将虚化实，使实处全虚，则更易感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采用这种表现手法。
按一般叙述方法，诗之顺序应为：“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今将句倒转，是作者独具匠心处。第一联为第二联作铺垫，第二联陡转，转折颇险而陡，因奇特而见警策，可谓能于险中求警；若按意思顺序来写，则是平铺直叙，而无跌宕之势。读后只能感到行人于日暮时，说出风雪乱山中之感受，及因此感受而思念家人之心情，虽流畅而失之浅淡。此则不同，读首联竟不知所云“别后心”究竟如何，读次联不仅可知“途中景色“，亦可于所写景色中感知作者情怀之极苦、极乱。
首联提出“途中景”，却全无一字说此“景”字，提出“别后心”，既不作心情之描述，又无形象以见意。而此诗却又转回头去接第一句去写“途中景”。如此安排，使读者自知景即心，心即景，与其写不易着笔之抽象心情，不如写引起此种情怀之实景，于实景中见到此极苦、极乱之心情。一如刘长卿之《逢雪宿芙蓉山》：“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只着一“贫”字，使下联之实写“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实处全虚，一片苍茫凄寒之感，弥天而来，别人多少言语说不尽者，只以十字匀染出矣。孔平仲此诗的妙处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