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也以景胜，写情较空泛。
“岸柳”二句最为清疏，柳本是绿色，作者用“拖”字则将岸柳写活，移情于物，别具韵味。下句本是写红日照花，而却说“庭花照日”，极言花之红艳。后三句写杜鹃声惊醒美人残梦，顿觉“画屏空”，这乃是人之空虚的反映。
据清魏源《诗古微》考证，《诗经》中许穆夫人的作品有三篇，除此篇外尚有《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二诗也为其所作，其中尤以《鄘风·载驰》思想性最强，它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诗分为四章，不像《周南·桃夭》《鄘风·相鼠》等篇每章句数、字数甚至连意思也基本相似，而是每多变化，思想感情也复杂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叙事抒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出发。故诗歌的形式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节奏。
诗的第一章，交代本事。当诗人听到卫国灭亡、卫侯逝世的凶讯后。立即快马加鞭，奔赴漕邑，向兄长的家属表示慰问。可是目的地未到，她的丈夫许穆公便派遣大夫跋山涉水，兼程而至，劝她马上停止前进。处此境地，她内心极为忧伤。这一章先刻画了诗人策马奔驰、英姿飒爽的形象，继而在许国大夫的追踪中展开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其情景就好似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场景。
现实的冲突引起内心的冲突，经过以上的铺叙，第二章便开始写诗人内心的矛盾。此时诗中出现两个主要人物：“尔”，许国大夫；“我”，许穆夫人。一边是许国大夫劝她回去，一边是许穆夫人坚持赴卫，可见矛盾之激烈。按诗意理解，应有两层意思：前四句为一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返回许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对宗国总是念念不忘的；后四句为第二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渡过黄河到卫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诗人正是处于这种前不能赴卫、后不能返许的境地之中，左右为难，十分矛盾。然而她的爱与憎却表现得非常清楚：她爱的是娘家，是宗国；憎的是对她不予理解又不给支持的许国大夫及其幕后指挥者许穆公。
第三章矛盾没有前面那么激烈，诗的节奏渐渐放慢，感情也渐渐缓和。夫人被阻不能适卫，心头忧思重重，路上一会儿登上高山以舒解愁闷，一会儿又采摘草药贝母以治疗抑郁而成的心病。所谓“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是说她身为女子，虽多愁善感，但亦有她的做人准则——这准则就是关心生她养她的宗国。而许国人对她毫不理解，给予阻挠与责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愚昧、幼稚和狂妄。这一段写得委婉深沉，曲折有致，仿佛让人窥见她有一颗美好而痛苦的心灵，简直催人泪下。
第四章写夫人归途所思。此时夫人行迈迟迟，一路上考虑如何拯救祖国。“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说明时值暮春，麦苗青青，长势正旺。所谓“控于大邦”，指向齐国报告狄人灭卫的情况，请求他们出兵，但诗人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此处既写了景，又写了情，情景双绘中似乎让人看到诗人缓辔行进的形象。同第一章的策马奔驰相比，表现了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而这个不同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盖初来之时因始闻卫亡的消息，所以心急如焚，快马加鞭，不暇四顾；而被许大夫阻挠之后，报国之志难酬，心情沉重，故而行动迟缓，眼看田野中的麦浪好似诗人起伏不定的心潮。诗笔至此，真是令人赞叹。
最后四句，有的本子另作一章，不无道理，然依旧本，多与前四句并为一节，这样似更为合理。这四句当是承前而言，谓夫人归途中一边想向齐国求救，求救不成，又对劝阻她的许大夫心怀愤懑。此处朱熹《诗集传》释云：“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谓许国之众人也。”“大夫君子，无以我为有过，虽尔所以处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尽其心之为愈也。”照此解释则与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前后呼应。字面上虽是“无我有尤”，实质上应是她对许大夫不让她适卫赴齐产生怨尤，正话反说，语气委婉，体现了《诗经》“温柔敦厚”之旨。末二句，表现了夫人的自信心，意为：那些大夫君子纵有千条妙计，总不如我的救卫之策高明。“我所之”的“之”字，若作动词解，便是往卫国或齐国去一趟的意思；也有训为“思”的，就是自指夫人的想法。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反映了许穆夫人是一个颇有主张的人，她的救国之志、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它却留下无穷的诗意让读者去咀嚼回味，真是语尽而意不尽，令人一唱而三叹。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