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开头两句，描绘送别时候的自然景色。黄云蔽天，绵延千里，日色只剩下一点余光。夜幕降临以后，又刮起了北风，大风呼啸。伴随着纷纷扫扬的雪花。一群征雁疾速地从空中掠过，往南方飞去。这两句所展现的境界阔远渺茫，是典型的北国雪天风光。“千里”，有的本子作“十里”，虽是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甚远。北方的冬天，绿色植物凋零殆尽，残枝朽干已不足以遮目，所以视界很广，可目极千里。说“黄云”，亦极典型。那是阴云凝聚之状，是阴天天气，有了这两个字，下文的“白日曛”、“北风”，“雪纷纷”，便有了着落。如此理解，开头两句便见出作者并非轻率落笔，而是在经过了苦心酝酿之后，才自然流一出的诗歌语言。这两句，描写景物虽然比较客观，但也处处显示着送别的情调，以及诗人的气质心胸。日暮天寒，本来就容易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而眼下，诗人正在送别董大，其执手依恋之态，我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首二句尽管境界阔远渺茫，其实不无凄苦寒凉；但是，高适毕竟具有恢弘的气度，超然的禀赋，他并没有沉溺在离别的感伤之中不能自拔。他能以理驭情，另具一副心胸，写出慷慨激昂的壮伟之音。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是对董大的劝慰。说“莫愁”，说前路有知己，说天下人人识君，以此赠别，足以鼓舞人心，激励人之心志。据说，董大曾以高妙的琴艺受知于宰相房琯，崔珏曾写诗咏叹说：“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写的不过是董大遇合一位知音，而且是官高位显，诗境未免狭小。高适这两句，不仅紧扣董大为名琴师，天下传扬的特定身份，而且把人生知己无贫贱，天涯处处有朋友的意思融注其中，诗境远比崔珏那几句阔远得多，也深厚得多。崔诗只是琴师身世的材料，而高诗却堪称艺术珍品。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此词写艳情。它以秾丽的语言描绘艳情，没有丝毫的隐晦，冶雅俗于一炉可谓极小词之能事。这一点，也可算是牛峤自己的风格。
词中以男女幽会为主要内容，侧重写幽欢过程中的情景和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词风大胆泼辣，淋漓尽致。首句写室内陈设的华丽：玉炉，状香炉之华贵；冰簟，状竹席之晶莹凉爽；鸳鸯锦，状锦被之华美。此词通过首句景物的描写，为一对情人的幽会安排了特定的环境，而且第二句紧接着写幽会，词意径露，不避浅宿，在《花间集》中也是罕见的。然而写欢情也只是到此为止，词人在笔下还是注意分寸的。一下二句。他便宕开一笔写外在因素的侵扰和女主人公细微的心理变化。当他们欢情正恰时，帘外传来一阵辘轳声，划破了长夜的宁静，报道了拂晓的来临。这好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里，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应。“敛眉含笑惊”，就是辘轳声在女主人在感情上激起的波纹。“敛眉含笑”，正尔欢浓，早汲水声传，顿惊晓色，所谓“欢娱嫌夜短”也。简单五个字，概括了女主人公刹那间复杂的感情变化，用笔何其精炼而准确。
换头一句，从室内写到室外，化浓艳为疏淡。细玩此篇词意，“柳阴轻漠漠”一句并非写一对恋人在柳荫下相会。盖由夜至晓，初日斜照，窗外的杨柳已投下一片阴影。柳阴非但表现了时间的转移，且与起句的“冰簟”相呼应，说明季节已届夏天。何以得知并非写柳荫相会，下面一句可以为证。“低鬓蝉钗落”，语本李商隐《偶题二首》之一：“水文簟上琥珀枕，傍有堕钗双翠翘。”可见仍写枕边情事。
由于下阕仍写室内，故结尾二句便有了着落。一般小词均以景语作结，给读者留下想象余地，此词却以情语取胜。其实如果从严要求的话，这两句不免过于狎昵，作艳语者无以复加，却能备受前人称道，主要是因为它大胆地描写了女子感情生活的热烈追求，直抒胸臆，毫无掩饰，也毫无假借，更没有其他小词中那种欲吐还吝、扭捏作态样子。用今天的话来讲，它还打破了几千年来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现了女主人公爱好个性自由、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一句话，它塑造一个生活中真实、人性未被扭曲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特点的人。就词风而言，则于婉约中具豪放之笔，在唐五代词中极为少见。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